我在哈佛法學院成績優異，是因為我近乎發瘋般的努力。我的文章甚至發表在競爭激烈的《哈佛法律評論》上。正是在那兒，我撞見了我未來的丈夫杰德—我當時的責任編輯。

與那些接近30歲的亞裔美國女性一樣，我也曾經想過，要就母女關系這個主題，以我自己家族的故事為梗概，創作一部貫穿幾代人的史詩般的小說。早在索菲婭出生之前，我在紐約為一家華爾街律師事務所工作時，這個想法就已經萌發了。

感謝上帝，我是個被命運眷顧的寵兒。因為時至今日，我生活中所作出的重大決定，皆為“歪打正著”。我在哈佛大學開始學習應用數學，是因為我認為這樣做會討好父母；而我后來放棄了它，卻是因為我父親眼睜睜地看著我被一個數學難題折磨了整整一個寒假，他說我這樣下去會毀了自己的腦子，于是，把我從數字的游戲中拯救出來。可是我又機械地轉向經濟學，以為它大概比較像一門科學。我以“雙職工家庭的通勤模式”為題撰寫了自己的畢業論文，其間的枯燥乏味使得我干脆記不住我得出了怎樣的結論。

我上哈佛法學院，主要是因為我不想進醫學院。我在法學院成績優異，是因為我近乎發瘋般的努力。我的文章甚至發表在競爭激烈的《哈佛法律評論》(Harvard Law Review)上。正是在那兒，我遇見了我未來的丈夫

杰德—我當時的責任編輯。總是擔心法律不是我真的要終生侍奉的天職，我并不像其他人那樣關心罪犯的權利，無論教授何時就此向我發問，我的腦子都像結了冰一樣僵硬。我不是一個天生好質疑、愛提問的人，我只想記下教授講述的一切內容，然后死記硬背。

畢業后我之所以到一家華爾街律師事務所工作，是因為這樣做無須費勁、順理成章。由于不喜歡替人打官司，我選擇了公司法律業務。我工作得很出色，我擅長與人打交道，了解客戶的需求，并把它們變成法律的文件。然而，整整3年的公司生活，我感覺自己一直都披著那身滑稽的套裝在裝腔作勢。我通宵達旦地和投資銀行家一同起草法律文件，在人人都在為上億萬美元生意的細枝末節而心力交瘁、血脈賁張之時，我突然產生了一種難以克制的沖動：只想調動我的五官做個對眼、鼓鼓腮幫子，再扮個鬼臉。

然而，杰德卻十分熱愛法律，這種差異真是讓我相形見絀。

尤其是在20世紀80年代，公司并購的熱潮風起云涌，杰德醉心于為法律事務所寫辯護狀、進行法律訴訟，并大獲成功。后來，他在美國檢察長辦公室工作，起訴幾個黑手黨成員，同樣是樂此不疲。他以極大的興趣就“隱私權”的主題撰寫了一篇文章，洋洋灑灑長達100頁，而他竟一氣呵成，并刊登在我們做學生時就曾合作過一把的《哈佛法律評論》(這本刊物幾乎清一色地只發表教授撰寫的文章)。

此后，耶魯法學院院長邀請杰德去任教，盡管我是那么渴望像父親那樣在大學里工作，可是這個令人羨慕的殊榮還是首先落到了丈夫身上。在索菲婭出生之前，他就得到了耶魯法學院終身教授的職務，這是杰德夢寐以求的工作。他也是該院教職員工中唯一一位資歷最淺的教授，如金童一般，被一堆同樣盯著教授之職的才華橫溢的同僚們簇擁著。

我總以為自己是那種點子多多、想象力豐富的人，可是在杰德的同事面前，我的想法似乎一文不值。我們剛剛搬到紐黑文的時候，我正懷著索菲婭。杰德告訴幾位在法學院任職的朋友，說我也“很想在法學院做個教授”。但是，當他們談起我感興趣的法律問題時，我卻像個中風病人一樣無法思考、難以開口，這令我感到萬分沮喪。我強迫自己加入對話，卻思維混亂、詞不達意、言不由衷。

正當我決定要寫一部史詩般的小說之時，不幸被杰德看到了我的手稿，他那副欲言又止、差點兒沒笑出聲來的滑稽模樣好像在告訴我，我似乎不具備這樣的才華。此外，還有馬克辛·紅·金斯頓①、艾米·譚②和張戎③，已然以她們創作的《女戰士》(Woman Warrior：memoirs of a girlhood among ghosts)、《喜福會》(The Joy Luck Club)和《鴻》(Wild Swans)，成功地捷足先登。一開始，我備受打擊、怨氣十足，但是很快，我就有了重新定位自己的想法。考慮我攻讀法律學的專長和移民家庭的背景，我打算在發展中國家的法律與種族的領域開辟屬于自己的天地。而種族問題，是我無論何時何地都百說不厭的話題。那時候，亦很少有人研究法律和發展，而這恰好是我的專長。

幸運之星似乎就在頭頂上閃亮。

索菲婭出生之后，我撰寫了一篇文章，內容是關于拉丁美洲和東南亞的私有化、國有化和種族特色，并發表在《哥倫比亞法律評論》(Columbia Law Review)上。有這篇力作墊底，我向全美各地的相關學校發出了法律教職的申請，并斗膽應耶魯法學院聘任委員會的邀請前往面試。

在耶魯大學看起來有幾分恐怖的莫里(Mory’s)餐廳里，我與聘任委員會的教授共進午餐、邊吃邊聊。令我大為吃驚的是，兩位教授借故提前離席，留下法學院院長在后面的兩個小時里，與我就紐黑文市意大利風格的建筑海闊天空地好一通神侃。

我沒有得到耶魯全職的教師工作，這就是說，我把午餐面試搞砸了，被杰德所在的學校拒絕了。這可不太妙呀—它使我的社交活動變得有點兒尷尬。

不過，這也讓我好好地輕松了一陣。索菲婭兩歲的時候，杜克大學法學院給我發來聘書，我大喜過望，迫不及待地接受了，并搬到了北卡羅來納州的達勒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