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們這個“華裔+猶太=美國”的家庭，她18個月就認識字母表，3歲閱讀《小婦人》簡寫本并開始學彈鋼琴。

索菲婭是我的第一個女兒。我丈夫杰德是個美籍猶太人，而我是個華裔。這樣，我們的孩子就成了“華裔—猶太—美國”人，屬于一個似乎頗具異國風情的人群。確切地說，在某些社交圈子里，這類人的數(shù)量還不少，尤其是在大學城里。

在英語里，索菲婭的名字代表“智慧”，而這個詞的發(fā)音，很像是我母親給孫女取的中國名字—思慧。

從索菲婭呱呱落地起，她就顯示出極為理性的稟賦和特別專注的能力，而這些品質(zhì)得益于她的父親。當時，尚在襁褓之中的索菲婭總是乖乖地入睡，整個夜晚都不吵不鬧；偶爾啼哭，也有著格外明確的目的。那時，我正在撰寫一篇有關法律的文章(從我供職的華爾街一家法律事務所休產(chǎn)假后，我拼命地想找到一個大學里的教職——這樣我就不必再重返華爾街了)，僅僅兩個月大的索菲婭對此似乎十分理解。在她1歲之前，她都是那么安然而沉靜，只是睡覺、吃東西，并瞪著一雙純凈無邪的大眼睛，看著時常文思枯竭、大腦短路的我。

索菲婭的智力發(fā)育比較早，她在18個月時就認識字母表。我們的小兒科醫(yī)生從神經(jīng)學的意義上否認這種可能性，他堅持說，這只是小孩子的牙牙學語。為了證明這一點，他拿出一張由蛇和獨角獸等小動物喬裝打扮的大大的字母彩圖。醫(yī)生看看圖片，瞧瞧索菲婭，然后再把目光轉(zhuǎn)向圖片。他狡黠地眨眨眼睛，指著一只披著睡袍、戴著貝雷帽的蟾蜍所代表的字母。

“Q！”索菲婭用稚氣的嗓門尖聲地叫道。

“無師自通……”醫(yī)生驚訝地咕噥著。

我在一旁為醫(yī)生的非正式測驗暗暗緊張。終于到了最后一個字母，那是一條飛吐著數(shù)根血紅舌頭的九頭蛇。“I。”索菲婭依然準確無誤地讀出了它。

索菲婭在上幼兒園時就非常出眾，尤其是在數(shù)學方面。當其他孩子還在用創(chuàng)造性的美國式方法，以小棒、珠子和錐形物體等道具學習從1數(shù)到10的時候，我已經(jīng)在用死記硬背的中國式方法，教索菲婭加、減、乘、除，以及分數(shù)和小數(shù)，而它們是很難用小棒、珠子和錐形物體來演示正確答案的。

杰德和我結(jié)婚的時候曾達成協(xié)議，要讓我們的孩子說中國的普通話，但遵從猶太人成長的禮節(jié)。(我雖然是在信奉天主教的家庭里長大的，但對宗教信仰并不十分執(zhí)著，因為天主教在我的家庭里并沒有扎下多深的根，是到了后來才有了更多的影響。)回想起來，這真是一個可笑的協(xié)議。因為我的家鄉(xiāng)在中國福建，我自己并不會說普通話，而杰德壓根兒就不信教。我雇了位能不斷和索菲婭說普通話的中國保姆。在索菲婭兩個月大的時候，我們也第一次歡慶了猶太人的“光明節(jié)”(Hanukkah)。

待索菲婭長大一點點，我們發(fā)現(xiàn)她似乎吸納了兩種文化中最優(yōu)秀的部分。她秉承了猶太人永無止境地追求和刨根問底的精神，也從我這里學會了各種各樣的技能。我并不是指任何天生就擁有的技能，而是指那些以中國人的方式培養(yǎng)出的勤奮、自律和自信，并讓這些素質(zhì)不斷拓展的技能。

剛剛3歲，索菲婭就能夠閱讀《小婦人》(Little Women)的簡寫本，能夠進行簡單的歸納，并用中文寫出100個字的短文，還不包括其中的數(shù)字。當我看到美國的父母試圖用一次又一次的表揚，來鼓勵孩子完成那些諸如畫出一條歪歪扭扭的線條或?qū)W會揮舞小棒這樣極其簡單的任務時，我發(fā)現(xiàn)中國父母有兩件事超越了美國的父母：(1)他們在孩子身上寄予了更高的期望、更美的夢想；(2)他們更在意自己的孩子在人生路上到底能“走”多遠、能“跳”多高。

我也渴望看到索菲婭能夠吸收美國社會最優(yōu)秀的文化，不希望她像很多亞洲孩子那樣，最后成為機器人似的怪胎—有的孩子從父母那里感受到難以承受的壓力，甚至僅僅因為在國家公務員考試中得了第二名就會去自殺！我盼望她多才多藝、全面發(fā)展，有自己醉心的業(yè)余愛好和著迷的活動，但不是任何小興趣(比如“手工勞動”這種努力方向不明確的活動；或者更糟，去練習敲鼓，最后可能染上吸毒的惡習)，而是更有意義、更難掌握、更能發(fā)展高深的藝術造詣、提高自身潛能的愛好。

基于以上的想法，我為女兒選中了鋼琴。

1996年，就在索菲婭3歲的時候，她張開稚嫩的雙臂，迎來了生活中的兩件新鮮事兒：第一次鋼琴課，還有她可愛的小妹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