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期到來的標志，一是出租司機等勞工階層加入到了亞健康的行列里，二是過勞死現象在高管、知識精英階層頻繁發生，三是法律環境不能很好地保障勞動者的法定權利，侵犯勞動者利益的現象被視為理所當然。如果說工作壓力過大是市場經濟的必然后果的話，那么，法律的不完善則直接導致了亞健康狀況的大面積蔓延，甚至可以說，正是由于立法滯后、司法反應遲緩，才使得保護國民身體健康的這一重任被擱置。

　　1994年我國出臺的《勞動法》對于勞動者的休息權有著明文規定，但在現實生活中，《勞動法》實際上也處于亞健康狀態，如最長勞動時限、帶薪休假制度、加班加薪等幾乎未被執行，這就意味著勞動者的休息權已經成為“象征性權利”，沒有實際意義。在一個競爭激烈的年代里，勞動者向用工單位要求《勞動法》所規定的各項權利，無異于騎士向風車發起挑戰，以出租司機為例，由于大多數城市的出租行業都實行準入制度，排隊等著出租執照的人很多，這就必然導致在崗的出租司機不敢輕易和出租公司“討價還價”。而在薪金較為優厚的外資企業里，加班加點的情況屢見不鮮，累計勞動時間早已遠遠超過《勞動法》的規定，但外企職員出于對崗位的珍惜，很少有人敢和老板一起溫習《勞動法》第36條。

　　亞健康算不算職業病？過勞死是不是工傷？這些迫切的問題目前還處于初步探討之中。依靠一部解釋范圍過于寬松、執行難度很大的《勞動法》遠遠不足以解決勞動者廣泛亞健康的難題，我們迫切需要一部符合時代特征的“勞工健康安全法案”，同時，還需要建設一個維護勞工健康的社會制度。前不久，云南電視臺主持人張小燕猝死在崗位，中央臺著名主持人敬一丹因此感嘆說：“出了張小燕這樣的事情，讓我感覺到成立主持人工會的重要性。”敬一丹也許并沒有意識到，她的這一感嘆實際上道出了我國《勞動法》執行乏力的癥結所在。工會的行政化和工會作用的泛化是我們社會的一個軟肋，其結果必然導致勞動者健康的透支和休息權的淪喪。

　　以人為本首先就要保護勞動者的健康。無論是從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考慮，還是從人道社會的建成來衡量，擱置或忽視國民健康問題毫無疑問是不明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