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還是個與眾不同一點的、堅硬的中年人。皮膚細致得看不到一顆毛孔，但也有歲月的劃刻與松弛的跡象，但由于白皙，五官弱化到像被PS過。還戴著那頂標志性的白底紅五星帽，一直沒摘，我也就沒見到坊間唏噓感嘆的頭發稀疏的頭頂，鉆出帽子的一縷鬢發和下巴的短須都有零星的白，也無意中增添他的剛硬，這是個看上去毫無攻擊性的人，甚至有點孩子似的不經事的純潔特質。

　　崔健這20年，《一無所有》是覺悟的起點，他本人又成為時代的器官。人到中年，他依然用音樂反映時代命題，堅持真實的原創，重視文化的傳承與多元，信奉身體的力量，也用哲學的方式去堅持自我，他說：“哲學提供的是開始，是出發，接下來就是挑戰，而結果是無限。”

　　當他開始談論那滲透到每一個角落每一個人生活的強大的無形之物時，才表現得如同一個“更有力量的老頭”，他時時流露思辨色彩和堅硬氣質，就像個哲學家……

　　植被豐富的石景山游樂園，在某些角落已提前進入了深秋。午后，秋日的陣雨，間或地發生在這處西山南麓的自然之隅。這座始建于1986年的遠離鬧市的大型國有游樂園，在20 多年都市巨變中，完好保留著種種屬于80年代鮮艷、斑駁、巨大的游藝機械與水泥城堡，似乎欲要存放京城人在此處的所有記憶。

　　已入中年的崔健站立在一群60、70、80年代人的面前，某些被凝固的記憶便如同浸沒在顯影劑中的底片緩緩地顯現出了永遠不變的音容笑貌，崔健與這座恒定的游樂園一并，成為了拍攝現場不同時代的人難得的共通體驗。

　　同樣也是在1986年，他首唱了自己的第一首單曲《不是我不明白》。之后，便是中國搖滾從轟轟烈烈再到表達失語的20年，如同大眾媒體后來的評論：崔健先前的音樂，成了人們回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一個記憶渡口。

　　這個當年唱出“我曾經問個不休你何時跟我走，可你卻總是笑我一無所有”的發問者，已然成為當年大部分人腦海中一段揮之不去、或長或短的光陰鏈條，只是這一鏈條在今日又延展向了何方?

　　或許，正如同眼下石景山樂園所處的這個共時多變的季節本身—并無人真的知曉那些被喻為“時代參照體系”本身內在的：風、沙、星球之運行與微動。

　　中年崔健更加剛硬

　　一個英雄的安然在場

　　1986年的北大，是一個極為特殊的年份。根據當時念法律系的梁子回憶：北大在那年辦起了文學藝術節，中國當代文藝史上，尤其是當代詩歌史上的名人，北島、顧城、芒克等人全都到了北大。那些搞美術的、詩歌的、小說的、音樂的也在一夜之間都去了北大，一些“老死不相往來”的文藝界分支竟莫名其妙地在這里打通關系，融在了一起。

　　崔健搖滾后期蔓延全國的傳唱“地標”，實際上也路過這樣一個文化精英的圈落。

　　那一年，北京大學的老禮堂，籍籍無名的崔健被裹在常寬、孫國慶等一群當紅青年流行歌手的隊伍中登臺演唱《不是我不明白》。常寬剛剛在日本得獎，被譽為中國流行樂第一次在國際獲獎，孫國慶還以翻唱為主……那些炙手可熱的音樂人在那夜唱了些什么，梁子如今已全然不能記得。只記得幾日后，托一個詩人的介紹，自己得以在舞臺下與崔健相識，與他當面要到了《不是我不明白》的歌詞。

　　之后，北大各個文化群落都開始認同崔健的搖滾，他們組織了一個“北大崔健后援會”。現在看來，這些名校學生、文化精英的追星方式與今日的人們并無二異：舉凡有崔健的演出，不管是拼盤還是個人，他們都要去看。

　　“1987年，崔健參加一個拼盤，我們組織了三四十人集體去看。等他出場便全體起立跟著他一起唱。武警和警察跑出來要求我們坐下，但我們設計得非常好，叫了很多歐美學生，讓他們站在外圍。警察敢對中國人發號施令示威，對外國人則無計可施。外國人不讓他們過去，說你不要擋著我，我們就是一直站著聽完，也自然而然地成了中國第一批站起來看演出的人。”

　　比起中國學生，當年歐美留學生先知先覺地知道這個叫崔健的中國青年人唱的是一種Rock Roll，是一種搖滾，之后《一無所有》的亮相，也自然而然地成為了中國搖滾的元年。

　　到了90年代，崔健轟轟烈烈地紅遍全國，后期作品被指責顯得隱晦、難懂。鮮少有人知道的是，他起初的誕生背景與第一批追隨者都是位于一個文化精英層面，與他的《一無所有》同源的并不是那些改革開放應運而生的商業音符，而是刺穿了烏托邦的虛偽，呈現出了世界的本來面目，喊出“我不相信”。比如震醒了茫茫黑夜酣睡人們的北島，寫出“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的顧城。

　　然而，那個文學年代的力量，吞噬天地卻也無比地接近自毀，1993年的顧城在新西蘭飲彈，1989年的海子葬身呼嘯而過的火車，追隨崔健的搖滾后輩紛紛以毒品、暴力告別了時代的舞臺，這位元老則幸運地脫離了那時狹小的憤怒，1988年第一張專輯發行，由現場演唱的方式進入印刷品復制的大眾傳播，1989年又得到中國官方的認可，獲得由《人民日報》評選的“新時期十大金曲獎”。

　　崔健的搖滾成為了一個“轟隆轟隆”急速向前的時代之中的背景音樂：80年代公派出國的熱潮，大學生背往異國他鄉的行囊中必少不了《新長征路上的搖滾》卡帶，體育大國構建時期，奧運冠軍李東華在瑞士艱苦訓練的五年之間，一直聽崔健的《假行僧》，那首歌仿佛像鏡子一樣對照著他的內心，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批下海的私營企業老板在創業時一貧如洗，聽崔健的音樂，伴隨自己度過艱難的歲月……

　　畢業之后，梁子沒有順理成章地成為律師，而是成了一個搖滾音樂策劃人。當年北大崔健后援會的歌迷，一如社會對于名牌院校學生的期待，大部分進入到精英領域，在今天不乏私人飛機、海景別墅的擁有者。但十幾年里，崔健的樂隊成員幾乎沒有變化，物質生活方面，也一直住在北京西壩河附近某個居民區的“筒子樓”里。那些風起云涌、功成名就的后援會成員，如今卻又調轉過頭，重新回到了他的身邊，無論事業多么忙碌，皆會追隨崔健在世界各地的每一場表演，依然像當年那樣激動地告訴他自己的悸奮。

　　對于他們而言，這位英雄的不變像是一個靜物，他的音樂批判有力但絕不孤獨，在多年后，仍舊保持著某種特有的能量，當初有人為之瘋狂，有人后來遠離，有人一直留守，那些人回過頭之后，崔健的恒定與堅持像是一個參照，令迷失者、彷徨者、懷舊者、無力者，紛紛又找回自己的生命坐標。

　　時代靜物之流變

　　如今，崔健與自己樂隊的成員，仍保持著至少一星期一次的排練習慣，經常一練就是一下午、一晚上。排練之后再一起聚餐，整天打打鬧鬧。這些老哥們兒的相處，就像兄弟一樣。崔健的經紀人尤尤看來：一個團隊還是要有一種精神，這種精神說到底還是崔健的人格魅力。同時，在樂隊成員劉元的另一段回憶里，這種持久而誠懇的創作友誼，或許還與某些共同成長的經歷密切相關。

　　“77、78年之交，北京歌舞團的宿舍在學院路上，就是現在中國政法大學的5號樓，現在的政法大學出版社那兒。那會兒一提‘5號樓三樓’，在北京文藝圈都是出了名的。一群十七八的小年青兒嘯聚山林，成天玩玩鬧鬧夜不閉戶，就是一群搗蛋鬼的天然大Party。吵鬧了幾個月，鄰宿舍搬來一個哥們兒，像是給這鍋沸騰的開水里投進一塊冰冷寧靜的石子。他和別人不太一樣：沉默寡言、總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樣子，但是眼神里能看出一種積極上進的氣質。后來我才知道，這位‘神秘的大佛’是民族歌舞團的子弟，朝鮮族，剛從部隊考進我們團吹小號的，比我小一歲，叫崔健。

　　歌舞團那會兒有一件事，讓我這個當哥哥的對小一歲的崔健由衷地佩服。那會兒團里有位同志精神上有點障礙，雖說平時也沒什么大問題，但大家都有些避之不及，誰也不愿意和他同住。老崔聽說了，二話不說，‘我跟他住!’而沒過幾天，天天看著他帶著那位同志一塊兒跑步，一塊兒吃飯，關系特別好;那位同志也漸漸外向和愛笑起來。”

　　然而，關于英雄的事實卻是：人們總是如此深沉地銘記著崔健在那個時代的身影，習慣于一種真實力量的原初表達，評論家也總試圖從他的身上挖掘出特定時代的秘密，將崔健和崔健的音樂作為解讀一個時代的標志性入口，這種集體傾向包裹下的自私，常常既忘卻了崔健本身，又不容忍英雄于原時代之外的改變。但在梁子眼中，這個“時代的參照物”是一個堅定地相信“進化論”的搖滾歌手，自身系統開放，喜歡汲取年輕人的想法，是朋友眼中在飯桌上那個一言不發、默默聆聽的智者，他音樂中充滿著變化、轉向，不是受到歌迷的影響，而是發乎崔健本身。

　　同時，被此“本身”影響到的，除了80年代的梁子，還包括了處在21世紀的尤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