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職場淹沒的優等生
越是校園里絕對的“優等生”,進入職場越有可能遭遇更多的挫折。有些時候,不是因為他們缺乏適應新環境的心理準備和現實能力,而僅僅在于內心一種無法跨越的“榮譽感”。
當如影子一樣伴隨十幾年的“榮譽”與“優越”,被職場的平淡碾碎并淹沒時,他們開始陷入思索。
有些事情,不是努力就會有結果的
每次接到中學同學發來的聚會通知,許瀟總是以各種各樣的理由推辭掉——對她來說,多年后的老友重逢是一件特別尷尬的事。
問題出在大學畢業之后。許瀟發現,原來起點跟自己差不多,甚至遠遠不如自己的那些中學同學,現在一個個都在職場上叱咤風云;而她自己呢,都3年了,還只是單位里一個“碎催”,整天干些打雜跑腿、毫無技術含量的瑣碎工作。每次想到這兒,許瀟都失落極了,覺得根本沒臉見人。
“在我們這樣一個事業單位,無論你再怎么努力再怎么優秀,論資排輩都是鐵律!我資歷淺,年齡又最小,所以,哪怕能力再強,領導也不可能把重要任務交給我來做。”許瀟無奈地笑笑,“你能想象嗎,我每天一早來了就是掃地打水擦桌子,然后復印各種資料,要么就是按照領導的口述起草文件。對了,不定期的還要滿北京跑,給這個領導送文件,給那個領導取東西。”
許瀟的學生時代絕對算得上順風順水——中學畢業之后,她以絕對的高分考上了清華大學的經濟學專業,4年讀下來,又被直接保研。
其實,在同學們眼中,許瀟原本是個挺活躍的人,愛扎堆兒,人緣也相當不錯。更重要的是,幾乎每個接觸過她的人都了解,她是個絕對的優等生:歷次考試成績從沒掉出過全班前三,還有幾次更是年級大排名的冠軍;三好學生、優秀干部之類的獎勵對她來說基本上沒有懸念,拿獎拿到手軟;高三那年,她還第一批入了黨,成了極少數的學生黨員——這么說吧,只要是學校設的獎,許瀟就很少有落下的。
唯一有些坎坷的,是體育。跟不少愛學習的乖孩子一樣,許瀟的“致命傷”是體育不好,尤其是800米長跑。考高中那年,為了不在體育成績上丟分,許瀟對自己下了“狠手”:每天早上7點到校,一個人圍著操場一圈一圈地跑。兩個月下來,她的800米成績愣是從4分鐘左右躥到了3分10秒,又是個全班第一!
許瀟曾經試過把這股“自我蹂躪”的勁頭用在職場上。去年單位組織春游,領導把選路線的艱巨任務交給了她——終于能獨立干件事了,許瀟甚至有些受寵若驚。回到家,她用了整整一個周末的時間,上網鉆研北京周邊的各個旅游景點,之后又拿出寫畢業論文的認真勁兒,詳詳細細地寫了份長達四五頁的“調研報告”——她按照“省錢的”、“好玩的”、“交通方便的”等幾個關鍵詞,一共列出了14條路線供領導選擇。
春游搞得挺成功,但回來之后,許瀟每天的工作依然是跑腿打雜。她忽然意識到,有些事情,不是努力就會有結果的。但她一直不明白的是,為什么自己的生活在進入職場之后會變成這樣。
夾在兩種價值觀之間,被評比折磨得焦頭爛額
“真給我丟臉”——這5個字,現在幾乎成了侯禹的口頭禪。看著自己班上這43個鬼頭鬼腦的學生,侯禹常常氣不打一處來:“就沒見過這么沒有榮譽感的人!”
侯禹從小的愿望就是當老師,尤其是當中學老師,因為他覺得“十幾歲是一個人成長中的關鍵時期,這時候什么樣,以后基本上就定型了”。而他,非常愿意在這個時候,用自己的言行和態度來影響更多年輕人。他覺得,中學老師不光是在教知識,更是在教學生如何做人、如何做事。為了這個理想,他發奮學習,終于考入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畢業之后,成為一名光榮的中學教師。
就在他摩拳擦掌準備大干一場的時候,學校領導把一個高二文科班交到他的手里。很快,侯禹就覺得不對勁兒了——
每周,學校都要對各班進行評比,內容涉及在校期間的方方面面:有沒有遲到、穿沒穿校服、值日做得是不是干凈等等,統統納入考評范圍,有人違規就要扣1分。就是這樣一個評比,別的班分數大都是97分、98分,有些還能達到100分;而侯禹帶的班,分數幾乎就沒上過80,最差的一次甚至是56分,創了學校有史以來的最低紀錄!
從小都被表揚包圍的侯禹,現在卻三天兩頭因為這事挨年級主任訓斥,說他對班上學生管教不嚴,無視紀律。可侯禹也委屈著呢:班會上不知道說了多少次了,紅臉白臉都唱過,也跟幾個重點“搗蛋分子”掏心窩子地談過話,可學生們的反應卻讓他吃驚——“老師您真逗,咱要那么多分兒干嗎呀,不當吃不當穿的。您想開點兒,他們愿意扣,咱就讓他們扣去!”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兩種價值觀。”侯禹說,“都說文科生自由散漫,其實我知道,他們說的不是沒道理,有些評比確實意義不大。可現實是,學校有硬性分數在那兒卡著,誰都得遵從這套標準,回回這么丟人,也不是個事兒啊!”
被“榮譽感”折磨得焦頭爛額的侯禹,最后終于想出了個辦法:他要求學生們把校服放在學校,趕上檢查的時候再拿出來穿上應應景;每天放學,他都親自帶著學生做值日,看到哪兒沒掃干凈,干脆自己上陣。
“這都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啊!”侯禹笑笑,“遲到這事我是管不了了,但前兩項做好了,起碼能少扣點兒分吧!”
本以為停滯不前,還是在不知不覺中長大了
小暉的學生時代絢爛得一塌糊涂。
從小學到大學,她一次升學考試都沒有參加過,一路保送到了北京大學法學院。上了大學之后的她繼續著自己的輝煌:專業課成績全A,大三的時候代表學校去日本參加國際大學生模擬法庭辯論,畢業之后又申請到去牛津大學深造的機會——直到多年以后,師弟師妹中間還流傳著關于小暉的“神話故事”,一些“極端分子”甚至給她發郵件,自稱是她的fans。
學成歸來的小暉進了一家外資律所,老板是個美國人。工作日復一日,整天陷在客戶、老板、資料、出差中的她漸漸發現,學生階段累積下的巨大熱情已經慢慢消退了。有些時候,小暉甚至懷疑當初的輝煌似乎只是個假象,那些榮譽可能原本不該屬于自己——因為她覺得,現在的自己實在是太平庸了。
“以前上學的時候,我真的很容易看見自己在進步。在我看來,我的榮譽感多半來自這方面,這讓我心里非常踏實,而且有自信。”小暉說,“現在的生活太平淡了,做的每個案子好像都是在重復自己,這種感受讓我感到很失落。”
前不久,一次偶然的機會,小暉回到學校,參加院里的學生活動。看著參加辯論的一群“黑衣人”,她覺得簡直難以置信:難道我們當年也那樣?長篇大論地說著拗口的書面英語,流利地念著不是人話的法條,自己卻覺得非常有范兒?
小暉當年最喜歡穿套裝配黑色絲襪了,頭花一定要買全黑色的,皮鞋最好什么裝飾都沒有。“現在看來,那身裝扮真是土得不得了。”
就在那一刻,小暉意識到了自己在職場中的成長,這讓她一下子釋然了。那天回去之后,她在自己的博客上留下了這樣的文字:本以為自己停滯不前,其實還是在不知不覺之中長大了。正是因為長大了,才會發現人生有了更廣闊的視野;正是因為長大了,才會明白什么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正是因為長大了,才能自己選擇什么時候悠然漫步,什么時候奔跑前行。
“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人生感悟,追求也各不相同。當我們陷入迷茫期時,偶爾回到校園,看到仍然蓬勃仿佛如自己當年的學弟學妹們,反而為自己的現在找回一些信心。竊喜。”小暉這樣寫道。
當如影子一樣伴隨十幾年的“榮譽”與“優越”,被職場的平淡碾碎并淹沒時,他們開始陷入思索。
有些事情,不是努力就會有結果的
每次接到中學同學發來的聚會通知,許瀟總是以各種各樣的理由推辭掉——對她來說,多年后的老友重逢是一件特別尷尬的事。
問題出在大學畢業之后。許瀟發現,原來起點跟自己差不多,甚至遠遠不如自己的那些中學同學,現在一個個都在職場上叱咤風云;而她自己呢,都3年了,還只是單位里一個“碎催”,整天干些打雜跑腿、毫無技術含量的瑣碎工作。每次想到這兒,許瀟都失落極了,覺得根本沒臉見人。
“在我們這樣一個事業單位,無論你再怎么努力再怎么優秀,論資排輩都是鐵律!我資歷淺,年齡又最小,所以,哪怕能力再強,領導也不可能把重要任務交給我來做。”許瀟無奈地笑笑,“你能想象嗎,我每天一早來了就是掃地打水擦桌子,然后復印各種資料,要么就是按照領導的口述起草文件。對了,不定期的還要滿北京跑,給這個領導送文件,給那個領導取東西。”
許瀟的學生時代絕對算得上順風順水——中學畢業之后,她以絕對的高分考上了清華大學的經濟學專業,4年讀下來,又被直接保研。
其實,在同學們眼中,許瀟原本是個挺活躍的人,愛扎堆兒,人緣也相當不錯。更重要的是,幾乎每個接觸過她的人都了解,她是個絕對的優等生:歷次考試成績從沒掉出過全班前三,還有幾次更是年級大排名的冠軍;三好學生、優秀干部之類的獎勵對她來說基本上沒有懸念,拿獎拿到手軟;高三那年,她還第一批入了黨,成了極少數的學生黨員——這么說吧,只要是學校設的獎,許瀟就很少有落下的。
唯一有些坎坷的,是體育。跟不少愛學習的乖孩子一樣,許瀟的“致命傷”是體育不好,尤其是800米長跑。考高中那年,為了不在體育成績上丟分,許瀟對自己下了“狠手”:每天早上7點到校,一個人圍著操場一圈一圈地跑。兩個月下來,她的800米成績愣是從4分鐘左右躥到了3分10秒,又是個全班第一!
許瀟曾經試過把這股“自我蹂躪”的勁頭用在職場上。去年單位組織春游,領導把選路線的艱巨任務交給了她——終于能獨立干件事了,許瀟甚至有些受寵若驚。回到家,她用了整整一個周末的時間,上網鉆研北京周邊的各個旅游景點,之后又拿出寫畢業論文的認真勁兒,詳詳細細地寫了份長達四五頁的“調研報告”——她按照“省錢的”、“好玩的”、“交通方便的”等幾個關鍵詞,一共列出了14條路線供領導選擇。
春游搞得挺成功,但回來之后,許瀟每天的工作依然是跑腿打雜。她忽然意識到,有些事情,不是努力就會有結果的。但她一直不明白的是,為什么自己的生活在進入職場之后會變成這樣。
夾在兩種價值觀之間,被評比折磨得焦頭爛額
“真給我丟臉”——這5個字,現在幾乎成了侯禹的口頭禪。看著自己班上這43個鬼頭鬼腦的學生,侯禹常常氣不打一處來:“就沒見過這么沒有榮譽感的人!”
侯禹從小的愿望就是當老師,尤其是當中學老師,因為他覺得“十幾歲是一個人成長中的關鍵時期,這時候什么樣,以后基本上就定型了”。而他,非常愿意在這個時候,用自己的言行和態度來影響更多年輕人。他覺得,中學老師不光是在教知識,更是在教學生如何做人、如何做事。為了這個理想,他發奮學習,終于考入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畢業之后,成為一名光榮的中學教師。
就在他摩拳擦掌準備大干一場的時候,學校領導把一個高二文科班交到他的手里。很快,侯禹就覺得不對勁兒了——
每周,學校都要對各班進行評比,內容涉及在校期間的方方面面:有沒有遲到、穿沒穿校服、值日做得是不是干凈等等,統統納入考評范圍,有人違規就要扣1分。就是這樣一個評比,別的班分數大都是97分、98分,有些還能達到100分;而侯禹帶的班,分數幾乎就沒上過80,最差的一次甚至是56分,創了學校有史以來的最低紀錄!
從小都被表揚包圍的侯禹,現在卻三天兩頭因為這事挨年級主任訓斥,說他對班上學生管教不嚴,無視紀律。可侯禹也委屈著呢:班會上不知道說了多少次了,紅臉白臉都唱過,也跟幾個重點“搗蛋分子”掏心窩子地談過話,可學生們的反應卻讓他吃驚——“老師您真逗,咱要那么多分兒干嗎呀,不當吃不當穿的。您想開點兒,他們愿意扣,咱就讓他們扣去!”
“這是完全不一樣的兩種價值觀。”侯禹說,“都說文科生自由散漫,其實我知道,他們說的不是沒道理,有些評比確實意義不大。可現實是,學校有硬性分數在那兒卡著,誰都得遵從這套標準,回回這么丟人,也不是個事兒啊!”
被“榮譽感”折磨得焦頭爛額的侯禹,最后終于想出了個辦法:他要求學生們把校服放在學校,趕上檢查的時候再拿出來穿上應應景;每天放學,他都親自帶著學生做值日,看到哪兒沒掃干凈,干脆自己上陣。
“這都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啊!”侯禹笑笑,“遲到這事我是管不了了,但前兩項做好了,起碼能少扣點兒分吧!”
本以為停滯不前,還是在不知不覺中長大了
小暉的學生時代絢爛得一塌糊涂。
從小學到大學,她一次升學考試都沒有參加過,一路保送到了北京大學法學院。上了大學之后的她繼續著自己的輝煌:專業課成績全A,大三的時候代表學校去日本參加國際大學生模擬法庭辯論,畢業之后又申請到去牛津大學深造的機會——直到多年以后,師弟師妹中間還流傳著關于小暉的“神話故事”,一些“極端分子”甚至給她發郵件,自稱是她的fans。
學成歸來的小暉進了一家外資律所,老板是個美國人。工作日復一日,整天陷在客戶、老板、資料、出差中的她漸漸發現,學生階段累積下的巨大熱情已經慢慢消退了。有些時候,小暉甚至懷疑當初的輝煌似乎只是個假象,那些榮譽可能原本不該屬于自己——因為她覺得,現在的自己實在是太平庸了。
“以前上學的時候,我真的很容易看見自己在進步。在我看來,我的榮譽感多半來自這方面,這讓我心里非常踏實,而且有自信。”小暉說,“現在的生活太平淡了,做的每個案子好像都是在重復自己,這種感受讓我感到很失落。”
前不久,一次偶然的機會,小暉回到學校,參加院里的學生活動。看著參加辯論的一群“黑衣人”,她覺得簡直難以置信:難道我們當年也那樣?長篇大論地說著拗口的書面英語,流利地念著不是人話的法條,自己卻覺得非常有范兒?
小暉當年最喜歡穿套裝配黑色絲襪了,頭花一定要買全黑色的,皮鞋最好什么裝飾都沒有。“現在看來,那身裝扮真是土得不得了。”
就在那一刻,小暉意識到了自己在職場中的成長,這讓她一下子釋然了。那天回去之后,她在自己的博客上留下了這樣的文字:本以為自己停滯不前,其實還是在不知不覺之中長大了。正是因為長大了,才會發現人生有了更廣闊的視野;正是因為長大了,才會明白什么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正是因為長大了,才能自己選擇什么時候悠然漫步,什么時候奔跑前行。
“每個階段都有不同的人生感悟,追求也各不相同。當我們陷入迷茫期時,偶爾回到校園,看到仍然蓬勃仿佛如自己當年的學弟學妹們,反而為自己的現在找回一些信心。竊喜。”小暉這樣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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