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室有電影院那么大，800多名交易員坐在其中忙碌。我走進門，他們齊刷刷地回頭看著我。這時我注意到，其中一個女性也沒有。”那是1979年的倫敦金融城，當時英國四大銀行之一米蘭銀行的交易室(MidlandBank，現已并入匯豐控股)。

    王麗麗回憶著自己最早結緣金融衍生品交易的情形。正是在倫敦金融城，她成為新中國最早的外匯交易員之一。而那時，即便在西方發達經濟體，金融衍生品也才起步不久，女性交易員更是鳳毛麟角。

    如今，身為全球盈利最高、市值最大的中國工商銀行副行長，王麗麗分管的業務之一仍是自己的本行——全球金融市場部。這個部門有100多人，其業務卻涉及工商銀行近一半的資產，而且“內資銀行，無論規模大小，交易員出身的總行級領導，大概只有我一個”，王麗麗言下不無自豪。

    雖然她已不再直接從事交易，但我們仍不難感覺出那種出色交易員特有的敏銳思維。王麗麗說：“我會經常去交易室，觀察交易員在電腦上一步一步地操作，發現并指出其中可能存在的問題。我也會時常提醒交易員，要真正出類拔萃，他們不能將自己的思維局限于路透或彭博終端的大屏幕，還要關注國外網站上的最新消息，關注國際金融機構的信息披露，關注美國國會在討論什么，未來幾個月內可能會出臺什么法案，等等。英國《金融時報》的市場版是一定要看的。要有前瞻性和預見性??”她左手邊的一張桌子上，赫然攤著一摞打開的“淡三文魚色”的印刷品，正是號稱國際銀行家們每日必讀的《金融時報》——“除了在英國留學時負擔起來實在有些困難，這是30年來我幾乎每天必讀的”。

    自2001年從中國銀行加盟中國工商銀行任副行長以來，用王麗麗自己的說法，她的成就主要是“帶了一支隊伍，做了一點貢獻，干了一些事情，學了一些知識”。

    當時，工商銀行國際業務很少，國際結算量才1600多億美元左右，現在則是7700億，每年增速都在30%以上。那時，工商銀行境外機構寥寥無幾，而王麗麗到任后的第二年就將交易室遷往香港，第三年就建起倫敦子行——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中資金融機構首次在境外設立銀行。此外，他們還建起了外派國際人才庫，加大培訓力度，為未來的國際化發展儲備更多人才。她表示，我們的目標是將工商銀行建成全球最大的貿易融資和國際結算銀行。

    王麗麗有著異常豐富、自如、率真的面部表情和肢體語言，流露出一種你通常并不會預期能在女性身上發現的那種特立獨行的豪氣，或者照她自己的說法，有點“大大咧咧”——工作上的事“什么都忘不了”;而處理個人事務時，“總是丟三落四”。

    在描述自己30余年的從業經歷時，王麗麗口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匯是“挑戰”、“有趣”或“有意思”。她的目光中透著成功人士特有的自信、機智與穿透力，但并無侵略性，加之經常會爽朗地笑出聲來，讓人忍不住去想象她在不同的舞臺上——從倫敦金融城的交易大廳，到中國銀行和工商銀行總部大樓，到亞太經合組織(APEC)、國際商會(ICC)和國際掉期與衍生工具協會(ISDA)，現身那些或高調或私密的會議，所展現的風采。

    弄潮倫敦金融城

    “我喜歡富有挑戰性的工作。有一段時間我特別癡迷于數學系統設計，癡迷于那種純粹的智力挑戰所帶來的樂趣。”王麗麗這樣描述自己從事金融工作的初衷。

    作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學生，以優異的成績畢業于南開大學后，王麗麗被分配到財政部，端起了當時人人艷羨的“鐵飯碗”。但她卻不滿意，“居然”徑直找到人事部，要求換到當時的財政部國外業務局—亦即后來的中國銀行，從事國際業務。大概從未見過如此“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字輩”，據王麗麗回憶，人事部的領導看著她“直發愣”—言及此，一陣爽朗的大笑。不過，不知為什么，她的要求竟然獲得了批準，而且一下子就將她分到外匯交易室，從事外匯賬目管理工作。

    她后來才知道，這次看似平常的工作調動背后，經過了一番對她家庭背景和本人表現的周密審查，因為在當時，外匯交易室是個“核心”部門，辦公桌上的紅色電話機可以直通總理、副總理，而外匯賬目也屬于國家核心機密。

    王麗麗的工作從做賬開始，起初還覺得“挺有意思”，經常要接觸諸如花旗銀行、德意志銀行之類當時還多少有些“神秘”的新名詞。但沒過多久，起初的新鮮感與挑戰性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瑣碎的例行公事。王麗麗并不諱言當時曾經有過的困惑，包括哭鼻子，“賴”在宿舍里不想上班，被領導“說”的“糗事”。出于對文學的熱愛，她甚至一度考慮跳槽到外國文學出版社。但機遇再度垂青王麗麗。

    1979年，中國銀行自建國以來首次通過考試從全國范圍內選拔優秀的年輕員工赴國外學習。一向爭強好勝的王麗麗也報名參加選拔，“一共考了5門，我的成績全行總分第一”。

    “好吧，反正也沒出過國，連飛機都還沒坐過，有這樣一個機會出去看看應該也挺有意思。至于別的理想，等回來再說!”就這樣，王麗麗揮別了自己的文學夢，來到倫敦金融城，到當時的英國四大銀行——勞埃德銀行(LloydsBank)、國民西敏寺(NationalWestminster，現并入蘇格蘭皇家銀行集團)、巴克萊和米蘭銀行學習。一位英國同行曾問過她想做什么業務，她隨口說“期權”。英國同行不禁莫名驚詫：“中國的銀行有這項業務嗎?”對于當時中國銀行業同國際同業間的差距，王麗麗至今記憶猶新。

    女性交易員在當時是“性別少數派”，身為“少數派”的一員，本身就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一個聽起來像玩笑，但卻頗為真實地描述倫敦金融城交易員生存狀態的說法是，交易員的壽命比一般人短，離婚率比一般人高，因為交易員用腦過度，容易興奮，而且，全球金融市場一天24小時交易，交易員的作息時間同圈外人也有時差，同家人的溝通自然受到很大影響。
外匯交易員們有自己的小圈子。每天午餐時，他們會聚在金融城的幾間酒吧里，既是“偷得浮生半日閑”，讓一直緊繃著的神經松弛一下，也是為了交流信息。當時，中資機構的外事紀律還頗為僵化，不允許中方工作人員涉足酒吧之類的地方。但王麗麗還是偷偷地跑去。在酒吧里，王麗麗同男性交易員們一起擠在長凳上，觥籌交錯間，交換著諸如“近期美元走勢如何”之類的話題。這么做其實頗有風險，“如果被領導抓住，我一定會被遣送回國的”，王麗麗笑著回憶道。但不去與同行溝通、交流信息，“根本沒辦法開展業務”，因此，這樣的風險也是不得不去承擔的—如果你真的想做出點成績，而不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

    做了16年交易員，因為熟諳業務且精通英語，其間王麗麗得到諸多令人艷羨、甚至嫉妒的學習機會。除了外匯和衍生品交易，王麗麗還有機會陪同總行領導出訪世界各地，以致經常會被誤認為是領導的翻譯或秘書。

    “到國際資本市場借錢”是這些出訪的重要內容之一。1980年代初，國家的政策是努力保證外匯儲備不低于100億美元。1981年12月31日，中國的外匯儲備終于突破了百億美元大關。今天，我們已習慣了20000億美元外匯儲備所帶來的種種煩惱，很難想象當年的篳路藍縷。

    對王麗麗而言，為借款而展開的頻繁談判，是接觸和學習當時國際金融創新前沿的大好機遇。“他們究竟如何能將固定利率折算成浮動利率，將利率降到LIBOR(倫敦銀行間市場隔夜拆借利率)以下，居然還能有錢賺?如果我借了這筆錢，轉手在貨幣市場上以LIBOR貸出，立刻就能賺到錢。當時感覺‘這太神奇了’，我的興奮點一下就被調動起來。不厭其煩地問對方到底是怎么算出來的，從中了解到如何利用衍生品、票據之類的工具，以及各司法區不同的稅收政策，造出復雜、精妙的模型??”，所有這些，在當時的中國金融業界，可謂聞所未聞。“你說金融是不是很奇妙?!其中的精妙之處，由不得你不感興趣，不去投入其中，不去努力學習。”談及此，王麗麗的雙眸綻放出興奮的光彩，而后她又不忘補上一句：“其實，我覺得自己還是挺擅長創新的，不像一般說的所謂女性在金融界會更‘穩健’什么的。”言罷，又是爽朗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