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場白領普遍遭遇的是“過勞傷”。上述調查顯示，48.6%的職場人表示自己壓力很大，72.5%的職場人表示工作壓力已經影響到了他們的生活，其中近六成懷疑自己有輕微抑郁癥狀。

2010年畢業于上海交大、現在一投資銀行工作的潘先生對本刊記者說，剛入職時幾乎無法承受巨大的壓力。他印象最深的場景是：“有時凌晨三四點辦公室還是‘燈火通明’，此時轉動脖子，往往會有‘咔嚓咔嚓’的聲音，甚至有人上廁所后就在廁所里睡著了。”

這種“超高壓”的環境對員工帶來更多的是精神層面的“損傷”。潘先生坦言：“由于平日工作繁忙，且存在很多不確定性，往日的朋友漸漸遠離，偶爾一天不加班也找不到朋友聚會，空下的時間反而手足無措。一旦有空，一邊想睡覺，一邊又擔心會有郵件和電話過來。”

上海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勞動法專家王全興說，當下中國城市尤其是一線城市的年輕白領，面臨兩大壓力：一是巨大的生活成本壓力。房價高昂，生活費用上漲，而收入較低，為了夢想只能“玩命地干”。二是嚴峻的就業壓力。大學畢業生就業難，年輕白領為了保住難得的“飯碗”，面對老板的超時加班安排，也只得忍氣吞聲，被迫掠奪性使用自己的人力資源、透支自己的健康和生命。

“匆忙是當今80后的流行病!”在近期流行書《80后你慢慢來》中，作者在開篇中如此寫道。

關于“過勞死”的法律空白

“四大”等高端現代服務業企業是經濟的“晴雨表”。一定程度上說，快節奏的職場生活、滿負荷的工作狀態是整個經濟體“活力充沛”的表征。但每一個生命的逝去都是一個無法彌補的悲劇。

受訪專家認為，隨著國內不少地區現代服務業加速發展，服務經濟比重明顯提升，“四大”現象可能繼續存在。在“服務經濟”、“樓宇經濟”時代，如何保衛職場白領的“幸福感”?

首先，職場人士自身應有理性的認知和調整。潘先生說，求職者尤其是大學畢業生應有合理的職業規劃，求職前首先要對行業、公司、職位有詳細了解，隨后分析自身的喜好、個性、身體健康條件、壓力承受能力等，比較兩者是否匹配后再作決定。普華永道的一位員工以“過來人”的身份在網絡日志里寫道：在負責任地工作的同時，也應該自愛，在被“深度剝削”時應懂得拒絕，如果從下到上每個人都懂得爭取自己的權益，企業的氛圍就會改變。

其次，應采取法律措施對“過勞”現象進行“糾偏”。我國法律規定，實行標準工時制度的用人單位，勞動者每天的工作時間應不超過8小時，加班不超過3小時;每月的加班時間不超過36小時;每周至少保證勞動者有一個完整的休息日。實行非標準工時制度的用人單位，則需經勞動保障行政部門批準，并嚴格按照批復執行。用人單位違反上述規定的，即屬違法延長勞動者工作時間。華東師范大學人口研究所副教授王大犇呼吁，勞動監察部門對違反《勞動法》行為的企業必須加以干預，不能由于企業能夠帶來更大的經濟效益而對其侵害員工權益的行為“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再次，應根據勞動市場出現的新情況不斷完善法律法規。華東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董保華介紹，1994年，日本對“過勞死”開始法律干預，死者家屬首次通過司法途徑向用人單位索賠。2001年底，又對“過勞死”相關法規提出修改建議。比如，判斷雇員是否因工作過度而死亡時，過去只考察雇員死前一周的工作情況，新規定則考察在最后的2～6個月里雇員每月加班是否超過80小時，以此作為判斷“過勞死”的依據。

中國目前的工傷條例沒有針對“過勞死”的規定，只明確在工作時間和工作地點，因為突發疾病死亡的，在48小時之內搶救無效死亡的職工可以視同工傷。專家指出，相比而言，中國法律在保護勞工的休息權、加班權、報酬權和勞動條件等方面還需進一步細化、完善。

擺脫“過勞”，更需要自身的意識和調整。上海大學社會學教授顧駿說，許多人用自己的職業目標去規劃自己的人生目標，其實是本末倒置，忘記了自己到底應該追求什么，拼命工作是為了什么。還有一些白領用買奢侈品來犒勞自己辛苦加班，這更是一種不健康的心理，與其通過這種方式減壓，不如去親近大自然，不要總是把目光放在收入上。

提醒：現代職場節奏的加快，勞動法律的不完善，讓很多企業和公司鉆空子，剝削員工的權益，職場白領想要維權也許較容易，但是要提高整體幸福感，還任重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