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多多感覺對不起父母而流淚

看著女兒密密麻麻的小說手稿，母親感到很無奈。

“星星只有在自由的天空才能發光，到了地上就成了冰冷的隕石，和普通的石頭沒有兩樣……學校只關心學生的分數，對學生心理和思想的了解卻幾乎是一個空白……”

這是河南南陽八中的高考考生蔣多多，在數學考卷上寫下的“抗議書”。

她的目的，就是想得零分。她想做什么？

-實習記者 陳曉健

2006年6月7日，河南南陽八中女生蔣多多，像許多高三生一樣坐進高考考場。這一場是考數學，但還沒開始答題監考老師就盯上了她。

老師走過來拿起她的身份證，“我當時特別緊張，怕他們不讓我考試了”。

蔣多多根本不是來答題的。

“你這是在說胡話”

為了能夠判零分，她故意用黑藍雙色筆在試卷上寫上，“現在有人因為高考自殺和殺人。我向教育部門建議，不要讓學生把高考看得太重，目前很多教育方法都有問題……”她還寫，“星星只有在自由的天空才能發光，到了地上就成了冰冷的隕石，和普通的石頭沒有兩樣……學校只關心學生的分數，對學生心理和思想的了解卻幾乎是一個空白……”

考試快結束時，監考老師拿起她的試卷，問她：

“你這是在寫什么？”

“我對于高考制度的一些看法。”

“你這是在說胡話。”

這個瘦弱黝黑的小女生回答說：“這代表教育制度的改革。”

聽完這句話，老師放下試卷說，“那你寫吧。”

蔣多多回憶起當時的場景，“我不答題，他們覺得我很可笑。”

就像這樣，之前的語文，之后的英語和文科綜合，四科試卷的卷面都被蔣多多拿來抨擊當前的高考制度，她還故意把自己的筆名“碎心飛魔”寫在密封線之外。“現在社會最重視的就是高考，我的想法如果是僅僅說幾句話肯定沒什么用，只有這樣才能引起社會的關注。”

鈴聲響起，高考結束。多多和同學們一起走出考場。有人問她考得怎樣，她說不好。回到家，媽媽也問她，她也說不太好。她在班上的排名已經是后十幾名了，而高一的時候她還是班上前二三十名的學生。

記者問她，是故意從優生變為差生的嗎？“有一點吧。”

“想想自己真的挺無奈的”

南陽八中是一所市重點中學，實行封閉式管理。“老師太負責任，規定學生飯后多長時間內必須進教室，而且每節自習課都在班上‘監視’，一點自由都沒有，就像囚犯。不想學還要裝著學，怕老師批評。”

高一高二時，學生們兩周放出去一次。到了高三，就變成一個月一次了。早自習就是上課，一三五語文，二四六英語。“早上記憶力好，所以就拿來背書。”然后就是上課，下課，上課，下課，晚自習，天天如此。記者問多多晚自習上到幾點結束，她說不知道，“反正有鈴聲，鈴響了就結束了”。

“我們村上考上高中的就沒幾個，考上大學的就更少了。”初中時候的蔣多多成績還不錯，剛上高一時，她也像許多背負著家庭希望的孩子一樣按部就班地聽課學習，成績中等。但是高二的時候，她開始沉迷于寫作。她的課余時間全花在寫作上了，沒錢買稿紙，就在她用過的英語練習簿上行與行之間空白的地方寫。

她寫了中篇小說《睡美人復仇記》，“有關臺灣統一的，就是講一個男的，一個女的，本來很相愛，但后來由于一些小事他們各自的地區引發戰爭。當然地名是虛構的。不過最后一段寫了，說臺灣和大陸的關系就像上面所寫的一樣。”還有《天涼好個秋》、《魂斷北京城》、《網中人》等。這樣的本子有20多本，共計100余萬字。小說創作不斷增長的同時，蔣多多的學習成績不斷下降，與此同時她對于高考的抗拒也越來越強烈起來。

“興趣是最好的老師。教育的目的是發展學生的潛能，可現在的情況根本不是，對有些同學來說完全是在壓制他們，在現在的高考制度下，根本就沒時間、沒機會來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情。”

抱有如此想法的多多對高考產生不屑，“我根本看不起那些優等生，他們都是死學。”她感興趣的只有語文課，因為自己作文寫得好，老師對她印象也不錯。她心情不好的時候就去找她的語文老師，老師開導她，聽她質疑高考制度。“老師他也覺得目前的制度不合理，但是那些都是課下。而課上他就是為了高考去上課的。”數學課在她看來沒什么大的用處，“聽也聽不懂，對老師也沒什么感覺”。

多多說寫作只是她人生中很小的一部分，她還想學影視表演。她和父母商量，“他們說我太內向，不適合學表演，其實主要是沒錢，聽說學費挺高的”。她和他們爭吵起來，但是馬上又沉默了。“我和他們的思想完全不一樣，可以說是相反的。”

多多和父母之間的交流常常是以這樣無聲的方式結束，“主要是沒錢”，多多又向記者重復了這句話。“其實影視里有很多角色，并不都是外向的人，也有為內向的人準備的。”她也想過退學，結果自然是遭到大人的反對。就這樣，多多繼續在學校里等待高考，“想想自己真的挺無奈的”。

學不了表演，也退不了學，多多對高考的不滿與日俱增。在考試前一兩個星期，她忽然想到了使自己的意見得到關注的方式——就是在高考中違規，在試卷上寫上她認為考試制度不合理的地方。

“有這個想法以后，并不敢太堅定，最主要還是想該怎么向父母交代。”但是慢慢的，她的想法堅定了下來，“因為這個考試制度太不合理了”。

于是，她便去做了。“我不后悔。”

“我已走投無路了，我該怎么辦？”

6月12日上午，多多來到學校，那天是填志愿的日子。她到了學校才發現原來很多同學都沒去。老師說覺得自己考得好就去拿志愿表，多多看著身邊都是她“根本就瞧不起”的優等生，她也不敢去拿表，怕老師問這問那的。

但是，“總不能白跑一趟”，于是她就讓同寢室的同學給她拿了一張。她拿出筆，在志愿表本一欄上填了“北京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在本二欄上填了“華僑大學”。

填完“填了也沒用”的志愿之后，蔣多多坐上了下午去鄭州的火車，她和父母說去同學家，帶了些衣服和一兩百塊攢下的零花錢離家出走了。“因為我喜歡山東”，她又在鄭州轉車去了山東。凌晨一點多，她在荷澤下了車，在車站等天亮。這是她第一次出遠門，“也沒什么害怕的，因為當時心里挺煩的”。天亮以后，她就一個人在荷澤的街上隨便走走轉轉，在“環境特別美”的荷澤轉了半天，覺得也沒什么意思，于是她又坐火車回到了鄭州，在鄭州姐姐同學宿舍呆了兩天又回到南陽。

她還是沒有回家，而是在南陽找起了工作。看見電線桿上的招工小廣告就打電話過去。“我本來以為就是直接招的，誰知道是中介，還要錢。”她又看見酒店門口貼著“招聘服務員”，就走了進去。人家打量著這個身高一米六、羸弱消瘦的小女生，“說太小了”，不要。她在親戚家住了兩天，覺得很不自在受拘束，就出來了。這個時候，她連住的地方都沒有了。

“心里想著只要能有個睡的地方就行”，但是，她這樣在南陽市里忙活了半天，一無所獲，“找工作真難”。

26日，同學帶著她去網吧上網，她不會上，同學幫她查了成績，114分。有些意外，因為并沒有出現她所希望的各科零分，而按規定，用雙色筆答題的都應判零分。

“那些應該是選擇題拿的分，時間太充足了，所以我做了選擇題。”在前兩天，在被叫到學校去的路上，她還想著肯定是學校知道了高考違紀的事。“當時還以為是上面看到我寫在試卷上的建議后比較重視，找我談話呢。”到了學校，才知道是讓她在“考生參加國家教育考試違規處理決定書上簽字”。班主任告訴她，因為用兩色筆答題，她“文科綜合”被判為零分了。

沒有得到意料中的各科零分，也沒有什么教育部門對她在試卷上寫的那些話做出反應，她設想中的社會反響和考試改革并沒有發生。19歲的多多繼續在南陽街頭兜兜轉轉，一心一意要找一份假期工。找不到住的地方，她就坐在南陽師范學院的教室里，前后座都是師范學院的學生。多多第一次買了本《小說月報》，“其中最好看的一篇叫《我們能拯救誰》”。她聽見身邊的學生在討論工作，“他們在議論為了賺錢而去工作，很俗氣。”

她覺得金錢是次要的，關鍵是自己喜不喜歡那份工作。她環顧四周，覺得學習氣氛不濃，大學里管理太松了。“可能是我剛從高中出來，覺得人都應該胸懷大志的。”

看書看累了就趴在桌子上睡覺，有一天她就在一棟宿舍樓下坐了一晚上。她在學校里轉轉看看，覺得大學也不怎么樣，“我根本不想上大學”。她很想回家，但是又不敢回去。“他們肯定會問，但是我沒辦法回答他們。”在外面十多天，多多覺得很孤獨，“自己像條流浪狗一樣”。在這個時候，她想到了之前曾報道過她“課余寫作100多萬字”的河南一家報紙，她撥通電話說，“我已走投無路了，不敢回家，我該怎么辦？”于是，當地記者在29日陪她回了家。

她的家，在南陽市臥龍區毛莊鄉羅冢村，家里有父母——兩個普通的村民。

“我根本不想上大學”

現在的多多在家，有空的話就下地鋤草干活，沒事就看看書，看看電視。遙控器不在她手上，他們看什么臺，她就跟著看什么臺。她覺得現在電視上的角色沒一個是她真正欣賞的，沒什么特別有個性的。

“我編的電視劇里就有有個性的人物，他們光明磊落，有俠義。”她編的武俠古裝劇《掃蕩江湖》已經寫了幾十集，在一個虛構的朝代里有個公主，看不慣不平事，在江湖上行俠仗義。記者問她里面有愛情故事么，她說，“有，穿插著，但不是主要的”。

多多住的是大伯家的房子，自己家的下雨漏得住不成。她媽媽要她再復讀一年，多多的姐姐在鄭州上大學，弟弟今年4月份到深圳打工去了。供孩子上學，讓家里欠了很多債。多多對記者說肯定要辜負他們的希望了。

“但又是沒辦法的事情，要我去做不感興趣的事，純粹是浪費時間和金錢。”事隔一個月再回想她在考場上的舉動時，多多笑笑，“我挺愚蠢的，其實很多人都有這樣的想法，但他們聰明啊，知道槍打出頭鳥”。

人物周刊：回來以后爸爸媽媽有和你談話么？

蔣多多：沒有啊，剛開始的時候他們不知道這個事情。我爸知不知道不清楚，他每天很早就出去了。我母親應該知道，但是，事實已成定局了，她也沒辦法。

人物周刊：你是怎么想到要在高考試卷中寫你的看法的呢？

蔣多多：就是對高考制度不太滿意。而現在社會最重視的就是高考，如果我就這樣說說，說出去的話就沒有什么反響，所以我想到要利用高考這個機會，來引起大家對考試制度的重視。

人物周刊：你當時覺得如果成功的話，最好的結果是什么呢？

蔣多多：為社會所看到，能夠對高考制度做出一些改革。很多人說這是國情決定的，我覺得不是，是你們不想改變而已。

人物周刊：但是即使有所改革，對你來說會有什么馬上就有的意義嗎？

蔣多多：對我來說是沒什么用了，但是還有很多以后要參加高考的人。

人物周刊：如果你成績不錯，是個優等生，那你還會覺得高考有很多弊端么？

蔣多多：會。

人物周刊：那你覺得應該怎么改進？既然不滿意高考，為什么不干脆就不去考？

蔣多多：干脆取消！不去考沒辦法向父母交代啊。(記者：那現在也沒辦法交代啊！)是啊，所以覺得自己很無奈。

人物周刊：再過兩個月，你的同學中很多人都去上大學了，那時會怎么想呢？

蔣多多：我根本不想上大學，我也不羨慕他們。

人物周刊：怎么會想到用“碎心飛魔”這個名字？

蔣多多：這個是我的筆名。社會有太多黑暗和不公平的地方，這些都在生活中，通過細小的細節表現出來。像官場的黑暗啊，再比如說這個社會對有錢有勢力的人態度特別好，對沒錢的人特別地兇。碎心有那么一種意思。(記者：那飛魔代表什么呢，魔幻嗎？)因為我喜歡小魔女啊，我很崇拜那種孤魂野鬼的自由自在。

人物周刊：你有想過以后的生活嗎？

蔣多多：目前就是想著假期去打工，然后上一個技校，學一個自己喜歡的專業。(記者：什么專業？)感興趣的，影視表演。當不當明星無所謂，關鍵就是自己感興趣的。至于賺多少錢，都是身外之物，錢是最最次要的東西了，希望能夠自編自導自演。

人物周刊：那你覺得你理想的生活是什么樣子？

蔣多多：理想的生活，應該是在自己的興趣范圍內工作，人與人之間和睦融洽，互相真誠。不要對人特別冷淡，現在勢利眼特別多。

人物周刊：你有想過自己對家庭的責任么？

蔣多多：我就想著自己能夠獨立，不再讓父母操心，有些事情能夠自己去辦。

人物周刊：知道韓寒么？新概念作文比賽呢？

蔣多多：知道一些，就知道他比較叛逆，其他就沒有了。(記者：他也沒參加高考。)他有沒有參加高考我不知道，也沒看過他的書。新概念比賽對我來說沒什么吸引力，因為我根本不想上大學。

人物周刊：和姐姐弟弟的關系怎樣？

蔣多多：和姐姐交流也不太多，大我兩歲。她可能因為見識多了，我上了高中之后就跟她很少有思想上的交流了。因為觀點不一致，世界觀不同。就像我要去荷澤，她不讓我去，說我一個人出去很危險，但是我覺得長大了，而且早晚要邁入這個社會。和弟弟還是比較談得來，他和我觀點一致，比如認為興趣是最好的老師。

人物周刊：據說你的同學老師都說你是個怪人，你覺得呢？

蔣多多：我覺得自己不怪，哪有人覺得自己怪的？他們只是不理解我，我和他們在生活中根本交流不通，真正理解我的可以說沒有。學習好的肯定不會理解我，我們班主任也不會理解我。他就會批評我。他打電話來說我把事情搞得太大了，說我沒必要通過媒體。但是我就是因為他們不重視，才去打電話的，我只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人物周刊：平時看什么書呢？都是創作哪些題材？

蔣多多：我看書很少，基本上不看書，也沒什么書，家里都是些教材。有一次去車站旁邊的書店看書，也不知道站了多久，一本童話書還沒看完，那個人就問我買不買，不買就走。我的小說大多是反映社會黑暗和不公平的，都是從生活中提取出來，再整理一下，重新塑造。

《那片天》是反映校園生活的，都是周圍的一些事情。反映那種不公平，比如老師對待學習成績差的態度不好。

人物周刊：有想過做一個作家么？

蔣多多：我寫作就是為了反映社會，對于出版根本就沒什么考慮。如果是為了讀者去寫小說，是對文學的侮辱。寫作不是我的全部，我的興趣還有表演、服裝設計、動漫設計和醫生。

人物周刊：怎么會是醫生？

蔣多多：可能和喜歡武俠有關，穴位啊什么。因為看到政治課的題上有一個關于中醫的報道，說現在藥很多，但是真正制成藥品的不是中國人。明明是我們自己的資源，為什么讓外國人賺錢？

人物周刊：你覺得自己是個人才嗎？

蔣多多：要看放在什么位置，現在談這個有點天方夜譚。

人物周刊：你知道現在這個事情有多大影響嗎？

蔣多多：不知道，有多大啊？這里什么信息都得不到，平時不是掛號信或者錄取通知書的話，根本不會送上門，要去幾里地外的小店里拿。這之后，有個北京朝陽區的什么出版社說讓我把稿子寄去看看，現在屋里還有中央電視臺的人在等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