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如今，網絡的力量不可小覷，不管是再小的問題，只要通過網絡就會被無限放大;也不管是多么天大的事情，通過網絡的辟謠，也會變成芝麻粒小的事情。可是，網絡便利的今天，也催生了無數讓人心痛和發指的網絡事件，比如“直播自殺”。類似的事件，我們見過不止一兩起了。假如你朋友圈出現了“直播自殺”，你會怎么辦?

如果你的朋友圈出現“直播自殺”

根據新京報的報道：“2014年11月30日上午7點48分，一段疑似因網戀失敗自殺的微博在網上瘋傳。微博發出后幾個小時點擊率就達到13萬。網友們紛紛出力救援，勸其不要放棄生命。” 在網友的幫助下，信息被傳達給了瀘州警方，但警方和家屬破門而入后，還是沒能挽救這個19歲的生命。

很遺憾，在初冬的寒意里四川少年小曾的微博自殺直播，沒有能夠演變為警察破門而入、挽狂瀾于既倒的溫暖故事，他真的死了。你能說是網絡圍觀“殺”了他?那么問題來了：有人說是網友的評論尤其是無情的勸死跟帖“殺”了他。小曾的朋友也說“網友的無情評論，也是很致命的一擊”。

的確，頗有些網民跟帖說“鬧了半天又不死了”、“不行博主必須死”等等，誰看了都不會舒服。但我們看到，同時還是更多勸他好好活下來的跟帖。如果勸死的言論讓他產生了不快甚至痛苦，那么勸生的言論所給予的溫暖也足夠消解它們了。

我認為這些情緒上的話并不適合作事實層面的過度解讀。現實中人們也會說一些過激的話，作為情緒的發泄，絕大多數正常人說完也就浮云了。網絡上更是如此，那些惡語相向、動輒約架的家伙，也沒有幾個真的會把“仇恨”帶到現實中來，極個別人士硬著頭皮趕赴約架現場，亦以不了了之的鬧劇收場。

自殺作為一個社會問題，針對它的預防及干預工作，或許被我們嚴重地低估了。據世衛組織統計估算，全球每年約有100萬人死于自殺，其中中國每年死于自殺的有25萬人，而中國每年自殺未遂的人數更是高達200萬。

學者稱，自殺的動機有三大特征：沖動性、孤獨性和矛盾性。從直播行為看，小曾渴望與外界交流，說明并未抱定必死之心，假如失戀后能得到充分的關愛和心理疏導，完全有可能走出陰影。很多人寧可上網與陌生人傾訴也不求助于親友，因此普及、暢通心理治療的渠道顯得尤為重要。而中國人還沒有養成看心理醫生的習慣，對心理疾病要么失察要么硬撐，這種狀況必須被改變。

不同的平臺，對人性的規馴不一樣

目前，手機觸屏成為最流行的社交界面，“屏對屏”的交流頻次早已接近甚至高于“面對面”，這是一個“屏社交”的時代。微博、微信、QQ是目前最普遍的屏社交工具。百姓日用而不知，其實屏社交潛移默化地改變著我們的情感生活。

首先，公與私的界線消失不見了。絕大部分自殺并不直播，死亡仍是一種隱私。而一旦上網，自殺這種私密的行為旋即成為一種公開活動，可被圍觀和干預。屏社交誘使我們放棄了一部分隱私，有更多的時間與大家同在，人類拒絕孤獨、喜歡群居和分享的特征，有機會讓彼此互相守望，過得更好。從自殺干預來說，愿意提前說出自殺行動，比起秘密自殺來，還是增加了干預的機會。

微博、QQ是一個陌生人社會，在那里，人們完全放松了下來，情緒上容易產生兩極分化，比如勸人別死和勸人去死。假如在微信朋友圈直播自殺，普通微友一定是一邊倒地勸他好好活著，親密微友就不會只是評論，他們會拿起手機打電話，甚至直接去探望解救。同樣是網絡圍觀，在不同的社交平臺，所產生的情感互動大不一樣。

那么，為什么同樣是公共輿論場，微博和微信會出現價值觀的部分錯位呢?本來，面對生命的抉擇，無論網上網下，人們應該有起碼的價值底線，而在微博上，人們的價值底線似乎更容易被洞穿，這固然與網絡的解構和娛樂精神有關，但可善可惡的人性在不同的輿論場顯然也會發生不同的走向。

網絡輿論場的價值觀受制于技術平臺對人際交往結構的設定，比如，是全開放還是半開放，以及用戶、平臺自身對這種開放程度有沒有更加細膩的調控權限——就像現實中的人際交往那樣。不同的技術平臺對人性的順應與規馴也不一樣，技術設定了屏社交里面人際交往的結構。由于現有的技術仍然只能簡單模擬現實人際，所以對人的引導避免不了要發生偏差。

網絡的興起，本是人類文明進步的表現，可是它卻也是一把生硬的“雙刃劍”。如果利用的好，便能做些好事，如果利用的不好，也能起到反作用。所以，小編在此呼吁大家，一定要合理利用網絡，強烈抵制“網絡暴力”行為，為文明上網營造一個良好的氛圍，我們人人有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