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研究發現，盡管職場的父親和母親們在工作中想起家中事務的幾率基本相同，該心理活動只會給母親們帶來壓力和負面情緒。這項研究將于美國社會學協會第108屆年會上發布。

該研究的作者希拉·奧佛(shira offer)是以色列巴依蘭大學社會人類學系的助理教授。她說：“我認為，母親們基本完全負責照顧孩子和家庭生活，因此當她們想起家中事務時，她們傾向于想到不怎么愉快的方面，從而開始擔心起來。例如，她們會想到必須去托兒所接孩子、需要領生病的孩子看醫生等等。”

在家務勞動和照顧孩子的責任的分配上，存在許多不平等，關于這個話題的文章有很多，但是奧佛說，此領域絕大多數的研究只是針對具體的行為。她說：“這些研究關注的是身體方面的任務和要求，可以比較輕松地測定和量化。然而我們所做的工作，不論能不能拿到錢，大部分都要動腦。我們往往會全神貫注于必須做的事情，為它們操心，因為害怕會忘記它們或是不能及時完成而倍感壓力。這樣的想法和擔憂，即腦力勞動可能讓我們發揮失常、不能專注于自己的任務、更有甚者會影響我們的睡眠。這樣的腦力勞動正是該研究的關注點。”

奧佛的研究數據來自有名的“500家庭調查”。“500家庭調查”是一項調查中產階級家庭如何在家庭與工作中尋找平衡的研究，使用了多種方法進行調查，收集了1999到2000年間美國8個城市及郊區的很多家庭的綜合信息。該調查中的大部分父母都受到過良好的教育、有專業對口的工作、平均的工作時間和薪金水平都高于美國中產階級的平均水準。盡管“500家庭調查”所選的家庭并不是美國家庭的典型代表，但是他們是生活節奏最快、壓力最大的一群人。奧佛的研究從“500家庭調查”的研究對象中進行了二次取樣，涉及雙職工家庭的402位母親和291位父親。他們接受的調查中包括一周的日志，記錄了個人每日的活動內容和相關情況，還包括與之關聯的情緒。

總的來說，奧佛發現在清醒的時間里，職場母親花費四分之一的時間進行腦力勞動，而父親們花的時間是五分之一，算起來大約就是每周分別花29和24小時來進行腦力勞動。然而父親和母親們思考家中事務的時間都占進行腦力勞動的時間的30%。奧佛說：“我原以為男女在進行腦力勞動，尤其是家庭相關的腦力勞動時的差距會比較大。但是我的研究表明，實際上男女的差距更多地表現在質量上，而不是數量上。”

至于考慮家庭事務給母親們而非父親們造成不良影響的原因，奧佛認為是社會的期待迫使母親們擔任起家庭事務總管的角色，讓她們更偏向于考慮照顧家庭時不快的方面。她說：“我相信此類腦力勞動之所以僅僅給母親帶來消極、緊張的感受，是因為她們會因為家庭事務被批判和追究責任。”

奧佛還發現，父親們用于思考工作相關問題的時間比母親們多，但是父親們關于工作的想法和擔心很少被帶到別的場合中。父親們在工作場合之外考慮工作的時間僅占他們思考工作總時間的25%，而對于母親們來說，這個數字是34%。

奧佛說：“我們知道母親們往往需要因為家庭的關系而調整自己的工作時間表，例如她們可能需要在家照顧生病的孩子。因此，母親們可能會認為對工作不夠盡心，必須‘補上’，結果她們在工作場合外就容易考慮工作問題。這就揭示了職場母親承受的雙重負擔——既要做‘好母親’又要做‘好員工’。”

奧佛說，父親們在工作場合外想到工作的情況較少，這讓她有些吃驚。她說：“現在的企業文化是不管你身處何處，都要一周7天、一天24小時為公司事務待機，我原以為在這種情形下，受過良好教育、身處管理職位的父親們會在做家務等其他事情的時候，或是在閑暇時經常想起工作。但是，事實上父親們相當擅長把工作拋在腦后，更能夠在工作和家庭之間劃清界線。我認為父親們之所以能這樣做，是因為別人，即他們的伴侶擔起了照顧家庭和孩子的主要責任。”

奧佛認為，她的研究的現實意義是表明了父親們需要在照顧家庭方面負起更多責任，讓職場母親少承受些壓力、從雙重負擔中解放出來。她說：“現在的父親們與上幾輩的比起來確實已經有了改變，他們在撫養孩子和做家務活方面出了更多力。但是絕大部分家庭責任還是落在母親們肩上，這一點還要改變。”

“父親們應該為積極擔負家庭責任而得到鼓勵，而非懲罰。”奧佛說，“鼓勵應該由聯邦政府、州政府、用人企業給予。例如，應該允許父親們早些下班、晚些上班、多請些假、工作中途可以處理家庭事務。我認為，如果父親們這樣做也不會被視為不努力的員工，他們會擔起更多的家庭責任，這對實現兩性平等很有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