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年前，我79歲的父親在醫院做了兩回背部手術，那是我第一次看見他穿病號服的樣子。家里就我跟他兩個人——我母親2006年因癌癥去世了——我開車載我爸去看醫生、去雜貨店。我幫著他把老房子里的東西清理好，搬到了一間小點兒的、沒有臺階的公寓房里。我在一旁看著他在理療中痛苦掙扎。父親現在已經完全康復了，但這整個過程卻讓他變老了。現在，我們一起上街時，我的步子會放慢一點點。他遲到個20分鐘，我就抓狂不已：是不是摔倒了，是不是遇到車禍了?或者是他忘記我們的約會了?哦，上帝呀，他不會是得老年癡呆癥了吧!我父親不斷地告訴我說他可以照顧好自己，但他的這種聲明完全不能消除已經深深駐扎在我腦海里的那層憂慮。父女的角色已經開始扭轉，就像現在許許多多人到中年的嬰兒潮子女和他們的父母一樣。

除了一點：我并非嬰兒潮一代的人(編注：指1946-1964年間出生的人)。我今年27歲。

生我的時候，我母親42歲，父親51歲。我在布魯克林念小學的時候只有我一個人是這樣——大多數的家長都比我父母年輕10甚至20歲。我還記得當時我對父母這么大的年紀非常不好意思，還對老師和朋友謊報過他們的年齡。

但在今天，許多城市里受過教育的家長，遇到像我這樣的父母連眼都不會眨一下。我爸媽之所以生我晚，有許多原因跟現如今決定推遲生育的人是一樣的。他們的事業和政治生活是他們人格的延伸，他們不愿打破既有的平衡。我的父母相遇并且相愛，在這之前他們已經成為各自想要成為的那個人了。我的母親是個堅定的女權主義者，她覺得如果要跟男人養育孩子的話，對方必須愿意跟她平均分攤撫養孩子的辛苦活兒才行。她花了40年的時間來找到這樣一個男人。我父親在他20歲時有了他的第一個孩子，之后又在24歲時生了第二個，再后來他跟兩人的母親離了婚，全身心的投入到工會組織者的工作中去，犧牲了跟兩個孩子在一起相處的時間。他知道如果他還會要第3個孩子的話，他一定要把該做的事情都做好。

在我父母這樣的年紀要小孩兒的人現在也依然不多見，但女性生育第一胎的年齡卻是持續攀升。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最近發現，20歲出頭的婦女的懷孕率從2000年到2008年有了顯著的下降，而30歲以上婦女的懷孕率卻呈現攀升。在過去50年的時間里，第一次做父母的平均年齡從21歲跳到了25歲，接受過本科教育的女性生第一胎的年齡比25歲還要晚。

我母親要求均攤撫養義務的要求，在我們這一代看來并不算高(雖然婦女最終還是會承擔大半的家務)。對我們來說，推遲當父母主要還是因為錢。過去幾十年的經濟轉型(這兩年因經濟衰退而加劇)，已經讓20%的年輕人因財政問題而推遲結婚和生子的計劃。這也難怪：據美國農業部統計，一個年收入在57600美元到99730美元之間的普通美國家庭，養育一個子女，從2010出生算起，直到高中畢業，總共預計花費226920美元。這個數字在千禧一代(指1985-1995年出生的人)看來不啻泰山壓頂，他們中的一些人還將繼續停靠在低工資的服務性崗位上，或是靠當臨時工過活，遺憾的是，這種情況在短期內還得不到改觀。像我這樣在中產階級家庭環境下長大的孩子，會希望下一代跟自己一樣。我們想等到自己有了一份“真正的工作”之后再要孩子。問題是，我們可能會等上很長的一段時間。

現在二十幾歲等著生孩子機會的人很多，我也是其中一個。如果我現在生個孩子，孩子倒不會餓死——但我的記者生涯可能會。我的男朋友是個自由制片人，他的財政狀況更加岌岌可危。我們常常在辦公室過夜，年假快要過期了才用，我們會為了自己在乎的項目通宵達旦的工作。我們更愿意把掙來的錢拿去約會，而不是用來買尿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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