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驚全國的馬加爵案發生之后，一些媒體，包括馬加爵本人，都在把犯罪動機歸結到他的貧困背景上。前不久，中國人民公安大學犯罪心理學教授李玫瑾奔赴云南，對此案進行全面調查，她研究了此案所有相關材料，訪問了辦案人員，還專門為馬加爵設計了心理問卷，做了心理測試，發現了很多真實的東西，之后做出上萬字的《馬加爵的犯罪心理分析報告》。

　　李玫瑾教授認為，將“貧窮”歸結為馬加爵犯罪動機起點的歸因并不全面，也并非真實的問題起點。如果以這種歸因解釋馬加爵的犯罪動機，很容易以“一般的社會理由”遮掩“個性中的問題”，進而誤導人們對于馬加爵犯罪心理原因中重要因素的判斷。

　　她指出，真正決定馬加爵犯罪的心理問題，是他強烈、壓抑的情緒特點，是他扭曲的人生觀，還有“自我中心”的性格缺陷。同時，他的犯罪心理、犯罪方式與手段，又與他的智力水平密切相關。

　　近日，記者對李玫瑾教授（以下簡稱李）進行了采訪。

　　“我認為，導致他殺人的，不是因貧困而引起的自尊問題”

　　記者：馬加爵案已經發生了一段時間，你為什么最近才去云南進行調查？

　　李：上次一家媒體采訪時我還在抱怨，這樣的案子我們學者接觸不上，因為我也只能看到媒體的有關報道。心理分析研究是一個連貫的過程，不接觸完整的東西，就不可能做到客觀真實。公安部有關業務局領導給我提供了這樣一次機會。

　　最初我對馬加爵的犯罪動機也有錯誤的判斷，也把他歸到窮人的自卑上，即由自卑的敏感引發的。但是當我知道他殺害的四個同學當中有三個是和他一樣的貧困生后，我就覺得用貧困為理由解釋不通。如果他殺害的不是貧困生，可能他平時就有對富人的這樣一個情結，但是他顯然沒有。

　　記者：你在云南見到馬加爵了嗎？

　　李：我遺憾的是沒有見到他，問卷是別的同志幫我問的。馬加爵現在情緒反應非常強烈，帶馬加爵到學校指認現場，他渾身顫抖，不敢看。指認現場回來不吃不喝，他現在是但求速死來解脫。

　　記者：難道他不留戀自己的生命？

　　李：我認為他現在已經知道自己錯了，開始有情感反應，知道恐懼了。但是殺人的時候他卻連殺三天，第三天還殺了兩個人，而且一直睡在那個房間。那個時候他對生命沒有一點感覺。

　　我在問卷中問他，你對你的殺人行為后悔嗎？他說，被抓之后盡量不去想后悔，盡量不去想作案的事。他在逃避。

　　我問，逃亡一生和殺害四個人，二者你認為選擇哪個更值得？他回答，我以前沒有想過，逃亡的時候想過，覺得自己傻，可以選擇吵架就算了，沒有必要殺人。
從這點看，他在逃亡期間已經覺得自己錯了。只不過他這個認識來得太晚，他必須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代價，

　　記者：你認為馬加爵能否代表一個弱勢群體？

　　李：應該說馬加爵是有貧困背景的。馬加爵能夠代表那些家里沒背景，完全靠自己和只能靠自己的那批人。但是從心理學角度講，這個群體只意味著他們要面臨更多的挫折，因為他們有很多愿望不能輕易實現，貧困群體遇到的挫折感，肯定會大于富裕群體。

　　記者：他的貧困背景，和他殺人有多少必然聯系？如果馬加爵不是那么貧困，他會那么敏感嗎？還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嗎？

　　李：我認為沒有任何必然聯系。貧困會導致他們面臨更多挫折，并不能導致他們必然犯罪。不管是有錢的還是沒錢的，都有犯罪的，犯罪的類型各種各樣，殺人的類型多種多樣，和貧困沒有必然聯系。

　　馬加爵殺了四個人，其中三個同學都跟他一樣，是貧困生，如果因為貧困而殺，他就不應該殺貧困生。

　　馬加爵說，“我跟邵瑞杰很好，邵還說我為人不好。我們那么多年住在一起，我把邵當作朋友，真心的朋友也不多。想不到他們這樣說我的為人。我很絕望，我在云南大學一個朋友也沒有，我在學校那么落魄，都是他們這樣在同學面前說我。我在云大這么失敗，都是他們造成的。他們在外面宣傳我的生活習慣，那么古怪。我把他當朋友，他這么說我，我就恨他們。”

　　在云南大學，有那么多的貧困生，而從馬加爵的供述看，他與交往最密切的有貧困背景的同學都相處不好，這個問題顯然不是因為他的貧困狀態導致的。

　　現在，因“言語不慎”而招來殺身之禍的四名被害者，已無法申辯他們的理由，更何況有兩人并不在言語不慎的范圍內，第一個被殺的唐學李，根本沒有去打牌，更談不上言語不慎，只因為他暫時借住在馬加爵宿舍里，妨礙了馬加爵的殺人計劃，因而被殺。最后一名受害人龔博更是無辜，他只因為過生日沒請馬加爵，而別人又用此事教育馬加爵：“就是因為你人品不好，所以龔博過生日都沒叫你”因而被殺。

　　所以我認為，導致他殺人的，不是因貧困而引起的自尊問題，馬加爵自己也講了，是他做人的失敗。

　　記者：很多媒體都報道了馬加爵說自己做人失敗這段話，他最后還說是因為窮，標題幾乎都是馬加爵的殺人動機，或馬加爵的殺人原因。

　　李：這個歸因是錯誤的，這是馬加爵自己的認識，自己的認識不等于是全面的客觀的認識，實際上他做人失敗是指他與人交往的失敗，而不是貧困導致的失敗，但是媒體更多的關注他的貧困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