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在看記者提供的關于黃勇心態變化的材料時，中國政法大學犯罪學教授王順安不時發出感嘆。雖然曾在監獄里采集過一些罪犯的心理狀況資料，但像黃勇這樣鮮活具體的心路歷程，王順安也是頭一次見。

　　王順安說：“黃勇，在作為人應具有的認知、智商、情感等方面都沒有瑕疵，但在殺人方面，存在變態。變態不同于精神病，并不意味著不負刑事責任。”

　　“因為小時候看過殺手的錄像，黃勇便夢想成為一名殺手，從此可以看出早期的心理烙印對一個人的行為具有深刻的影響。黃勇渴望與眾不同，但在學習上、工作上沒有成就，而通過實現幼時的夢想，使成年后的不成就感得到補償，覺得自己還是有用的，由此得到快感。”王順安對記者說。

　　黃勇自2001年秋天第一次殺人，到2002年夏天再次作案，中間相隔了近一年。

　　對此，王順安告訴記者，根據犯罪心理學的有關理論，第一次作案后，是犯罪人最害怕、最緊張的時期。如果警方能及時破案，這將對犯罪人形成巨大的震懾，使其犯罪心理遭到重創。對罪犯的打擊越及時，對破壞犯罪心理就越有效；越滯后，負面效果就越大。

　　王順安說：“刑罰打擊最重要的是及時，而不在于有多重。一旦有案件發生，有關方面要盡早介入，不要讓罪犯形成犯罪癖。”

　　王順安說，黃勇感覺殺人很容易，還能得到錢財，并利用得到的錢財再去殺人，去體驗一個真正殺手的感覺。公安機關未能破案，這進一步刺激了黃勇，讓他覺得自己很了不起，自我意識達到極限。

　　黃勇在殘忍殺害17個人后，感覺殺膩了，放下屠刀。

　　就此，王教授分析說：“警方與黃勇之間沒有形成貓抓老鼠的局面，卻成了耗子逗貓，使黃勇在作案過程中失去緊張感。而一般在犯罪過程中，犯罪人都會存在一定程度的緊張，與緊張相伴的是犯罪后的快感。”

　　自從遇見一位受害人的母親后，黃勇開始夜不能寐，靠吃安眠藥來維持睡眠。對此，王順安解釋說，這位母親焦急的神情，沖蕩著黃勇的憐憫之心，使他從殺人幻想中稍微清醒，從某方面看，算是人性萌動、良知復歸。王順安說，罪犯是可惡的，但依然存在人性，我們要善于啟發、引導犯罪人的這種心理。

　　在采訪中，黃勇告訴記者，為了實現自己當殺手的愿望，他不結婚。對此，王順安進行了分析：“婚姻對一個人的心理很重要。夫妻之間的溫情和愛，可以化解仇恨。真、善、美的最高境界是愛，愛別人，愛自己。黃勇沒有體驗到這些，對人的生命、價值看得很輕，包括對自己。”

　　王順安說：“在孩子成長期間，除了教會一些技能和文化，更重要的是要讓他們學會做人的基本道德，要學會愛人，善于憐憫，珍愛生命，尊重他人。”

　　王順安說，黃勇個子矮小，長相清瘦，說話條理清晰，與人們意想中五大三粗、粗暴無理的殺手相去甚遠。其實，如果沒有得到正常的教育，沒有形成良好的人性，每個人都可能成為潛在的犯罪人。所以，我們呼喚社會心理“療養院”，對所有公眾進行預防犯罪的心理教育，形成社會心理干預機制。

　　研究犯罪心理，最終是為了更好地預防犯罪。王順安說，黃勇的案件，折射出了我們在預防犯罪方面的諸多不足。

　　“首先是有預防犯罪職能的機關，黃勇的作案這么集中，兩年時間內，在一個小小的縣城殺了17個人，為什么沒有破案？有關部門是否存在問題？”王順安說：“對待案件，有些地方的做法是不破不報。但是一個地區發生重大事情，政府有義務關注社會公眾的安全。比如，在黃勇案中，那么多青少年失蹤，公安機關就應該提醒學校、家長加強防范，并啟發公眾提供線索。遺憾的是，這些工作沒有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