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斷一個國家是文明抑或野蠻，只要看他們的車輛對斑馬線、對紅綠燈的尊敬程度，馬上就可得出結論。”——柏楊

　　在歐洲一些國家的紅綠燈日趨“多余”而需要取消的時候，西安交管部門整治行人闖紅燈，短短幾天就在全國引起關注，紅綠燈對國內外行人的約束作用對比明顯。

　　如果按照已故的柏楊先生的觀點，對紅燈的尊敬是城市文明的一部分，如何看待紅燈與城市文明之間的關系?闖紅燈與我們的生存環境、習慣之間存在著什么樣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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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忍耐度15秒等待紅燈120秒

　　“紅燈停，綠燈行，遇到黃燈等一等”的交通規則幾乎每個人都知道，但在我國卻有80%以上的人闖過紅燈。

　　另一項統計數據顯示，行人等待紅燈的忍耐極限，德國人是60秒，英國人是45秒，美國人40秒，中國人最短，是15秒，而國內的一些路口為行人設置的紅燈時間長達120秒，顯而易見的是，中國人對紅燈忍耐限度很短，但等待的時間卻很長，于是，闖紅燈成為雖然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的事實，曾有專家指出，紅綠燈間隔時間設計不合理，是造成行人亂穿馬路難以解決的原因之一。

　　如果把行人的忍耐極限設定為紅燈的等待時間呢?自然，闖紅燈的人數會得到有效減少，但按照中國人15秒的忍耐限度設置紅燈時間，勢必造成交通阻塞。

　　那答案只能是延長忍耐限度。

　　陜西省社科院青年學者謝雨鋒昨日接受記者采訪時稱，忍耐限度的長短與中國大的環境不無關系，目前中國處于城市化、市場化的進程之中，社會中矛盾較多，人們的焦慮是不可避免的。這些焦慮因素，都會對人的心理忍耐限度產生影響，導致忍耐度降低，從而縮短等紅燈的忍耐極限。

　　從眾心理作祟還是基本修養不夠?

　　曾旅居80多個國家的浙江大學數學系教授、詩人蔡天新昨日接受記者采訪時談到自己在國外的所見：“以近鄰日本為例，即使是小城鎮，綠燈未亮的十字路口，絕不會有行人或車輛過馬路，因此不需要任何交通警察，這樣國家可以節省許多費用。比我們糟糕的是印度，13年前，我到印度時，十字路口站崗的警察威嚴無比，腰間還別著警棍。當他口中的哨子一響，行人、自行車、汽車像百米賽跑運動員一樣出發。”

　　蔡天新介紹，交通信號燈出現在19世紀中期的倫敦，當時是為了防止馬車軋人，只有紅燈和綠色，而且用的是煤氣燈，20世紀初美國人率先改用電氣燈，而黃燈的采用是一位紐約的中國留學生胡汝鼎建議的，他當時在愛迪生的通用電氣公司任職。但是，現在歐洲掀起了取消紅綠燈的風潮，“紅燈停，綠燈行”的規則在一些地方不再適用，一些國家認為人們上街時直接與其他路人用眼神和手勢交流來達成默契。

　　他認為，從行為上分析，人的忍耐度差的原因還是缺少藝術修養，這是人的基本修養，藝術修養能指導審美，也包括公共道德的審美。“從心理上分析，闖紅燈在中國較多發生的原因恐怕與中國人的時間觀念無關，大部分國人每天花許多時間喝茶聊天、看報或看電視，而與我們不愿吃小虧、隨大流的從眾心態有關。如果僅僅用罰款限制闖紅燈，可能用處不大，而且實行起來也有很大難度。”他說。

　　他山之石

　　闖紅燈的成本比較

　　國外

　　新加坡 行人第一次闖紅燈，罰款200新元(約相當于人民幣1000元);第二次、第三次再闖，最重可以判半年到一年的監禁。

　　美國 各州對亂穿馬路者罰款2到50美元不等，雖然數額相對不大，但處罰記錄將會記入個人信用記錄中，終身不能抹去。

　　德國 闖紅燈者將會面臨很嚴重的后果。這意味著以后，別人可以分期付款、延期支付，而闖紅燈者卻必須立即支付。別人可以向銀行拿到比較長時間的貸款，而闖紅燈者卻不可以。并且銀行給闖紅燈者的貸款利率要遠比其他人高。國內

　　西安 罰款10元

　　江西省 處10元罰款

　　深圳原擬對行人闖紅燈罰款標準提高到200元。在本月討論的《深圳經濟特區道路交通安全處罰條例(草案修改稿)》中，對行人違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規的輕微違法行為，改為處警告或者20元罰款。綜合E1〇

　　專家建言

　　交規也應人性化

　　如何才能根治闖紅燈這個阻礙城市文明進程的頑疾?記者采訪了陜西省社科院青年學者謝雨鋒。

　　他認為，只有制度才能規范行為，社會才能有良性發展。“但是我們現在欠缺這方面的立法保證，在香港，行人闖紅燈被撞，行為人要負全責，所以，香港很少有人闖紅燈。如果我們把行人闖紅燈通過人大立法來保證運行，讓闖紅燈的行人為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而不像現在，出車禍需要由機動車負較多責任，那樣行人一定會知道什么時候過馬路。”謝雨鋒說。

　　他介紹，行人為闖紅燈后果負全責曾經在沈陽做過試點，試驗期間，闖紅燈人數明顯減少，交警工作量減少了40%。“對行人沒有真正的規范，僅靠罰款，不能真正推動行為人自覺，只能治標不治本，行為人必須參與進來，自己為自己的行為思考。從另一角度，我們目前交通規則是否真正人性化?是否給行人創造了好的行動空間?行人過馬路時，路面是否沒有車輛?交通規則的人性化，也是需要呼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