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大學生自殺的問題近來引起媒體和公眾的廣泛關注。無論導致一個人自殺的具體原因是什么，比如抑郁、挫折、學業和就業壓力等，在心理學看來，都是一種環境適應不良的表現，缺乏依據環境變化調節自我的能力。要解決這一問題，就必須考察個體健康人格的建構過程，單純從人生發展的個別階段入手尋求解決，問責于家庭、學校或社會的責任缺失等都是不全面的。

具備適應不同環境的能力，勝任各種角色的扮演要求，是健康人格的重要表現。

人格的建立與完善與個人遺傳素質、已有的心理特點和成長環境以及三者之間的交互作用，有著緊密的聯系。解決目前大學生中比較突出的心理健康問題，必須從上述環節入手，家庭、學校、社會都應負起責任。

但是，我們必須看到，想在較短的時間內使問題得到完全解決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表面上是大學生心理健康問題，而實質上卻是當前我國的諸多社會矛盾，傳統的一元化價值觀在短期內得不到解決的問題。

在我國，無論傳統的還是現代的價值觀，往往將功成名就視為人生發展的最高追求。

子女應比父母強，孩子要比別人的強，激勵著幾乎所有的家長。在我們的意識中，只考慮孩子應該做什么，卻很少思索自己的孩子適合做什么。尤其致命的是，社會上都強調成功，每個人都希望成功，但成功的標準不是身心的健康，不是多元化的職業選擇，不是人生的快樂，而總是和權力、金錢聯系在一起，社會地位的高低成為衡量成功與否的主要標準。社會所推崇的成功人士，百姓仰視的富人階層，成為一元化的成功范例，激勵著成千上萬的學子接受升學壓力，面對競爭和就業的壓力。

一元化的價值觀，還導致了相悖的社會現象，一邊是大學生不好找工作，一邊是高級技工等中端人才奇缺；一邊是畢業后只想選擇留在大城市，一邊是基層缺少大學生。其結果是社會形成的壓力越來越大，直至積重難返。

我們又不能因此責怪大學生和家長，因為在貧富差距、地區差距客觀存在的今天，知識能夠改變命運是無法回避的現實。對于廣大即將畢業的大學生而言，留在城市還是回到基層鄉村意味著不同的人生，他們當然有權利選擇豐富多彩，但大家共同的目標又必然導致道路的擁阻，使人感到希望越來越小、路越來越窄。從根本上說，貧富差距、社會保障等問題得不到解決，形成的社會焦慮與壓力也就難以緩解，而大學生自殺現象也遠不是在大學中多請幾位心理醫生就能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