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微博可以折射普通民眾的焦慮情緒：“我的股票賠得底掉，房貸還差90萬，老板還經常扣工資，買的家具是達芬奇的，買的醋是勾兌的，買的奶粉是有添加劑的，想買車要搖號，想增加工資老板又不同意，即使走在路上碰到李雙江他兒子也就算了，就怕碰到‘李剛’他崽，非死即傷。”

有分析認為，中國正進入“全民焦慮”或說“公民焦慮”時期，而這是現代化路上的陣痛。早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日本，七八十年代的韓國，焦慮情緒同樣蔓延，自殺率提升。

成因：速度的代價

急劇的社會變化給人們帶來了巨大的外部刺激和挑戰，整個社會范圍內也就出現了全面的焦慮。《傷痕》作者盧新華說，“傷痕文學可以是一個永恒的話題。”過去有傷痕，現在也有。或許，焦慮正是當下中國社會的一條傷痕，它刻在很多人心上。

對于“全民焦慮”的成因，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社會心理學系李強教授認為，這是速度的代價。“中國用30年走過了其他國家一兩百年的歷程，急劇的社會變化給人們帶來了巨大的外部刺激和挑戰，整個社會范圍內也就出現了全面的焦慮。”

以4個城市數千戶居民為樣本，有學者對我國社會轉型期城市人群心理壓力情況進行心理測量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社會轉型的變化與競爭、不確定性等壓力源是形成焦慮的主要原因。

此外，民生保障不健全及社會不公現象，加劇了中低層民眾的焦慮感。“入園難”、“看病難”、“就業難”、“買房難”等問題，大多數人必須面對。加之，“四大名爹”、社會貪腐、分配不公等現象，導致社會心理失衡，強化了普通民眾對現狀和未來的不安。

痛苦有時源于選擇的多元。李強補充說，社會的開放和多元，一方面給人們升學、擇業、擇偶和價值觀與生活方式等，提供了更多自由選擇余地;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心理沖突的增多和焦慮的出現。

還有分析指出，信仰的相對缺失，崇權拜金主義盛行，也是導致全民焦慮現象的一個原因。一項調查顯示，超過半數的受訪者認為，賺到錢才能“賺”到幸福，錢多才幸福。這種衡量標準讓人陷入永不知足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