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 美國休斯敦市清水湖居民區發生一起震驚世界的家庭悲劇，一位36歲的白人婦女在家溺殺了自己的全部5名子女，最大的孩子7歲，最小的年僅半歲。虎毒尚且不食子，這位母親為何這般心狠？ 原來，這位瘋狂的母親是一位重度抑郁癥患者。她在8年間連續生育了5名活潑可愛的子女，卻不幸于兩年前在生下第四個孩子時患了嚴重的產后抑郁癥，盡管已于事發前半年開始服用抗抑郁的藥物，但她的病況并未得到明顯的緩解。另據警方透露，這位婦女曾于1999年6月企圖自殺。 人們不禁要問，抑郁癥難道真的這般兇險？抑郁癥究竟能不能治？我們怎樣判斷自己或親友是否患了抑郁癥？得了抑郁癥應該怎么辦？ 帶著這些問題，記者走訪了抑郁癥研究專家，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北大六院）副所長、中華醫學會精神科分會副主任委員周東豐教授。 抑郁奪命觸目驚心：有高達15％的抑郁癥患者自殺身亡抑郁癥主要表現為情緒低落、思維遲緩和疲勞衰弱等（即所謂“三低”現象）。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保守估計，抑郁癥在人群中的患病率為3％。據此推斷，我國抑郁癥病人數至少有3600萬。 周東豐教授說，抑郁癥所導致的心靈痛苦，絲毫也不亞于軀體疾病所導致的痛苦。不少抑郁癥患者由于長期陷于沮喪、消沉之中，不肯求助，又無力自拔，最終導致自殺。我國某著名神經病學家、上海某汽車公司董事長、北京人藝某著名男演員等都是近幾年由抑郁癥導演的一幕幕人間悲劇的主角。據統計，50％以上的抑郁癥患者產生輕生念頭并實施過自殺行為，而自殺成功者占到15％。像前述那位美國婦女屬“擴大自殺”。在我國，也有類似病例，一位女患者，因極度絕望而尋死，同時又認為自己死了，留下沒娘的孩子會非常可憐，于是在自殺前先把幼小的孩子扼殺。 抑郁癥對患者個人、家庭和社會造成的損失都是巨大的，有資料表明，我國抑郁癥所造成的疾病負擔在1990年時僅次于慢性阻塞性肺病位列第二；到2020年，將位列第一，而且抑郁癥占疾病總負擔的比例還將由6.2％上升至7.3％。 抑郁就在我們身邊。諱疾忌醫、有病亂投醫以及“見病不見人”皆不可取 心境低落是每個人都可能遭遇的人生“插曲”，大多數人都有能力很快進行自我調節。然而，隨著社會變革加劇，生活和工作中不可預知的壓力因素不斷增加，越來越多的人因而發生持續性的心境低落，無緣無故地感到沮喪，吃不下，睡不香，人生種種全無樂趣，甚至覺得生不如死，這就極有可能是患上了抑郁癥。 然而，據周東豐教授介紹，有相當多的抑郁病人不去就醫，甚至到不能工作，不想活了，也不去就醫。有些人雖然就醫，也找不到門兒———在綜合醫院各科“輪轉”，什么檢查都做過了，卻想不到去精神科看看。 有關統計表明，目前我國的抑郁癥患者得到正確治療的僅有5％。造成這樣低的就診率的原因主要有兩條，一是患者和親友以及大部分醫療衛生工作者并未意識到抑郁癥是一種可以被治愈的疾病。二是由于社會上對精神疾病存在歧視，患者本人不愿去求助精神科醫生，害怕被戴上“瘋子”的帽子。 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普通醫生缺乏精神科知識的情況也很嚴重。 我國與世界衛生組織的合作研究結果顯示，即使是上海這樣大城市的綜合性醫院的內科醫生對抑郁癥的識別率也只有21％（同時參與研究的發達國家識別率達到80％）。我國的非精神病專科醫生似乎不知道如何進行有效的心理治療及抗抑郁藥物治療，又不善于利用會診、轉診等處理措施，往往耽誤病人的治療。 抑郁癥完全可治。治療良機失不再來目前能夠有效抗抑郁的藥物已多達數十種，即使對于難治性抑郁癥（大約10％的患者用藥物不能有效緩解抑郁癥狀），也還有電休克療法、行為療法等措施。 據周東豐教授介紹，大約有1／3的抑郁癥患者可能“不藥而愈”。但對于大多數患者來說，早診早治是非常重要的，一旦發展為極難治的慢性抑郁，患者還會因大腦發生組織學改變（在海馬區發生萎縮）而發生癡呆。 現有的研究顯示，抑郁癥的發生不涉及個人的道德、品質、性格等，而與遺傳、性別等有關，女性的患病率約為男性的2倍。歷史上著名的科學家牛頓、達爾文，政治家丘吉爾等都患過抑郁癥。英國前首相丘吉爾曾以親身經歷告誡人們：“要是‘黑狗’（他對抑郁癥的稱謂）開始咬你，千萬不要置之不理，要是嚴重的征象已持續了數周，而且還有自殺念頭的話，那就趕快去看醫生。” 除了敦促患者及時就醫，有關專家還提醒同行，要特別注意那些“隱匿性”抑郁癥患者。隱匿性患者常常因軀體癥狀而到各級綜合性醫院就診。如有的患者自感心慌、胸悶、大汗淋漓，瀕死感十分強烈。有的還真的倒在地上不醒人事。然而一查心電圖，正常；再做血管造影，血管也不堵。這類病人住遍了各家醫院的心血管專科病房，不但自己承受了不必要的痛苦，也是對醫療資源的浪費；還有的抑郁癥病人表現為神經性皮炎、慢性腹瀉甚至消化道潰瘍，患者不斷地跑皮膚科、消化科，久治不愈，然而經過抗抑郁治療，很快就恢復了健康。 專家指出，對這類病人，如非精神科醫生能及時地識別和治療或轉診，將有利于該病的防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