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夢想破滅?身份認同模糊?勞動強度超負荷?企業管理嚴苛?收入菲薄?人情疏離?究竟是什么，成為壓垮他們的最后一根稻草?社會應為年輕工人做些什么?

2010年5月26日，就在富士康總裁郭臺銘表示要為員工的自殺擔負起“哪怕是無限的責任”之后的幾個小時，富士康發生第12起員工墜樓事件，23歲的甘肅工人賀某再次選擇跳樓自殺。第二天凌晨，25歲的湖南籍員工陳某，在宿舍中試圖割腕自殺。

連續十三起自殺事件，向這家環繞著無數光環的代工企業投下重重陰影。人們不斷追問：這究竟是為什么?

19歲的湖南青年李海，是2010年以來第十一個選擇跳樓自殺的富士康員工。在留給親人的遺書中，他寫道，現實與其對前途的期望差距較大以及家庭的因素，讓他“失去生活的信心”。

究竟是什么樣的現實讓他們失去了生活的信心?一些急性事件的發生，如失戀、與上司的爭執“扣動扳機”般觸發了他們的自殺行為，而他們成長與生活的環境，究竟為自殺這桿“槍”填上了多少的火藥?

為此，財新記者采訪了中華全國總工會民主管理部部長郭軍、長期研究中國勞工問題的香港理工大學副教授潘毅、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盧暉臨。

絕望的情緒來自于何方

堅信著“城市會讓生活更美好”的新生代農民工，卻遲遲看不到在城市生活的希望

盧暉臨：造成年輕工人輕生的根本原因，來自于他們在城市打工的生存困境。他們看不到希望，找不到實現夢想的路徑。

對于新生代農民工中的很多人來說，自他們走出家門的那一刻起，就沒有像其父母輩那樣想過再回家做農民。當看不到打工通向城市安家生活的可能性的時候，打工的意義轟然坍塌，前進之路已經堵死，后退之路早已關閉，身陷這種處境中的新生代農民工在身份認同方面出現了嚴重危機，由此帶來一系列的心理和情緒問題。

企業作為雇主，并未給自己的員工提供城市生活的物質基礎。最為重要的，是沒有提供有尊嚴的工資。其次是沒有將勞動者作為完整的人來對待，缺乏對他們作為一個人的感受的考慮和關懷。

政府層面，需要為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的安家落戶提供政策保障。而目前，城市政府在住房、教育、醫療和其他社會保障方面，都沒有充分考慮到新生代農民工的需求。

“農民工”制度的設計，是讓工人在城市生產，若干年后回到農村生活。他們來到城市，只有生產，沒有生活，或者更準確地說，之后簡單和壓縮的生活。老一輩的農民工盡管不情愿，但最終還是能夠接受這樣的制度安排。但二十年過去，新的一代人不愿意再做農民工，他們將生活的期望都放在城市中。然而，在每天高強度的工作后，他們并沒有作為城市工人可持續發展的生活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