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80%的財富都被20%的人占取了，窮者越窮，富者越富，這種現象不是公平的，也容易引起人們彼此間的不信任。美國一項全國性調查顯示人們對陌生人的信任、對社會機構的信任，已經降到了三十年來的最低點。

“與1970-2000年間的美國人相比，當今的美國人對陌生人的信任程度更低，并且對諸如政府、媒體、宗教組織、學校、大型公司等社會機構的表現越來越失望。”文章主要作者、圣地亞哥州立大學心理學家Jean M. Twenge解釋道。

當一個社會的收入差距越大、貧困率升高時，民眾的“公共信任”也隨之降低，即社會經濟因素(收入差距)也能夠對“公共信任”產生影響。

“當富人變得越富，窮人變得越窮，人與人彼此之間的信任也越來越低，”Twenge說，“人們有一種感覺，感到某些人通過不正當手段積累財富，所以才能夠出人頭地。隨著收入差距拉大，這種感覺也變得越來越強烈，比如說，在前一陣子的‘占領華爾街’運動中，喊出的口號就是‘財富都被1%的人竊取了’，就是這個道理。”

Twenge等試圖找出，在過去40年里，社會文化變遷是如何影響社會資本變化的。所謂社會資本(譯者注：social capital，資本的一種形式，指為實現工具性或情感性的目的，通過社會網絡來動員的資源或能力的總和)，可以說是對維系民主社會運行至關重要的一種人與人之間的合作關系，而‘公共信任’則是社會資本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為了測量人們在不同時期的“公共信任”程度，研究者們對兩項大型全國性調查的數據進行了分析，即開展于1972-2012年間、針對成年人的“普通社會調查”和開展于1976-2012年間、針對十二年級學生的“關注未來”調查。這兩項調查的數據總共包括了超過14萬名被試。每項調查中，都有測量了被試對于人與人之間信任、對于大型社會機構信任的程度。

分析結果顯示，在1972-1974年間，有46%的成年美國人贊成“大部分人是可以信任的”，到了2010-2012年間，這一比例下降到了33%;同樣地，在1976-1978年間，有32%的十二年級學生贊成“大部分人是可以信任的”，到了2010-2012年間，只有18%依舊贊成。

人們對社會機構的信任則經歷了起落的過程，對兩項調查的數據分析結果都顯示，人們對社會機構的信任分別在1980年代末期和2000年代早期達到過高峰(譯者注：分別對應冷戰結束和911事件)，但是在2010年代早期(即現在)則跌到了最低點。

這種對社會機構信任的降低表現在多個領域，包括不再相信媒體、醫療機構、大公司、大學、國會等等，不過，唯獨在一個領域例外，即人們對于軍隊的信任反而逐漸上升。

研究者們進而發現，“公共信任”程度的變化走勢，與收入差距和貧困率變化的軌跡非常接近。

此外，研究者還發現，在十二年級學生中，當被問及“是否信任社會機構”時，選擇了“不知道”的被試的比例逐年上升。Twenge等認為，這一現象可能揭示了青年人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逐漸降低，同時也意味著社會資本的降低，

“今天的年輕人對自己的前途更加樂觀，但是對他人和社會機構的信任度越來越低，在成年人當中，也有這種趨勢，說明這不是一個因為年齡不同而引起的代際問題，而是時代變遷下整個社會共同面對的問題。”Twenge評論道。

盡管這項研究具有文化特殊性(即只反映了美國社會的情況)，不過其仍然揭示了過去四十年間美國社會的變化趨勢。

“這種變化(即社會資本降低)對民主社會來講，可不是一件好事，”研究者們總結道，“民主社會的政府，本質上應當是少數人代表了大多數人的利益(譯者注：無論是大多數人不再信任少數人，還是少數人不再代表大多數人，都會對民主社會的運行產生損害)。”

經濟基礎事關人們溫飽、發展，因而直接地影響著人們的世界觀，貧富差距越大，社會和諧的難度也就會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