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英國霍普大學一位叫潘那派克的教授，重新定義了“拖拉”一詞。字典對此解釋為：頑固地延遲，是種罪孽深重的懶惰。潘教授沒有修正其本意，但全盤顛覆了“拖拉”的氣質。這個被帝國主義、宗教狂熱者和工業資本家利用、用以蠱惑勞動人民努力工作的負面詞匯，直接躥升為天才、與生俱來的、雖微有瑕疵卻富于禪意的正面詞匯。而“新派拖拉”的始祖與代表人物，正是達·芬奇。

這位以畫家身份傳世的天才，也是位事業未竟的發明家與工程師，就像一輛因為燃料太多而停不下來的火車，他在小本子上寫呀寫畫呀畫，潦草記錄下一些超越時代的點子：新型時鐘、雙身船、飛行器、軍事坦克、里程表、降落傘、光學儀器、挪移河流大法儀……保存下來的，整整有5000多頁。

若生在今時，他會被科研機構養起來，奉為院士。可由于沒意識到自己是個工程師，那些光學透視原理、解剖學法都浪費到了繪畫上，更關鍵的是，他太拖拉，有的點子想了好些年，有的改了上千次，一個都沒有實現。傳說達·芬奇的臨終遺言為：“告訴我，告訴我，有什么事是完成了的。”

可在潘那派克教授看來，正是思考、恍惚、拖沓造就了達·芬奇的想象力，在那些磨磨蹭蹭的時光里，達·芬奇好像被神觸摸到了額頭，這是天才獨享的虛幻感覺，而那些平凡的庸人只能靠制定時間表按部就班。達·芬奇一邊被“未完成”所困擾，一邊又有著一根筋的完美主義，他太容易對一件事情產生興趣，可如果有人逼迫，他更容易厭倦。

曾經有本叫《知識分子》的書，詳盡描述了12位天才的怪癖，相比之下，拖拉簡直不是病。其中盧梭特別忘恩負義，他的情人兼資助人華倫夫人窮困潦倒的時候，他一個子兒都不愿給她;托爾斯泰是個天生的戲子，上學的時候弄了個軍用睡袋，以顯示俄羅斯人的剛毅性格;赫爾曼不說謊不成活……

有的還干脆是包袱很響的段子：盧梭就很擅長用怪服吸引眼球，有一回穿著極不方便的亞美尼亞式長袍到劇院，旁邊的人不得不拽著他的長袍帶子，以防他從車里跌出去;易卜生總是穿得特正式，有天散步的時候被一姑娘當成了牧師，跪下親吻他的手;

還有倆姑娘為了爭一男的在咖啡館火拼，一個溫順，一個剛烈。剛烈的那個甩了一巴掌走了，溫順的卻眼巴巴地看著男的。可男的最后還是娶了剛烈的。這男的是誰?布萊希特。

之后陸陸續續冒出《行為糟糕的哲學家》、《自從有了哲學家》這樣的天才八卦書。它們的廣告語完全可以使用同一段文案。或許循規蹈矩，真的是一種過于平庸的罪，要想成個人物，必須拖沓無常、性格乖戾，甚至傷天害理。知道達·芬奇是拖拉鬼，或者知識分子都不大正常也許不是件壞事，對任何一個自認天賦異稟、生不逢時、性格又不大好的文藝青年來說，身上的臭毛病就盡情發揚吧，他要做的，僅僅是再畫出一幅《蒙娜麗莎的微笑》，或者寫出一部《懺悔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