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一周年了。在這一年中，黨和政府及社會各界竭盡全力給予受災群眾物質援助和精神撫慰，使他們在生活和心理上得到了極大的幫助和安慰。但是，心靈的創傷畢竟不是馬上可以彌合的———

　　在距離汶川地震周年祭22天的一個清晨，北川縣委宣傳部副部長馮翔自殺身亡，成了繼北川農辦主任董玉飛在汶川地震后5個月自殺之后的又一位地方官員。地震無疑是馮翔內心沉重的基原，清明時節悲傷是催化因子，而生活和工作的壓力則是壓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心理疾病：可能延續數十年

　　 “災難是一瞬間、突發性的，但災后一年、幾年甚至幾十年，這樣的事情都可能發生。”曾赴災區進行緊急心理救援的北京安定醫院6病區主任崔永華說，“一般來說，災后3個月之內，幸存者尤其是那些失去親人的人，就會出現心理問題，最典型的就是抑郁。但是，這種心理問題如果沒有得到解決，一般持續的時間會比較長，甚至幾十年都有可能。”

　　對于這些人來說，表面看上去是沒什么問題，每天工作、生活，該干什么干什么。例如，據馮翔的一位摯友回憶，去年10月，北川農辦主任董玉飛自殺事件發生后，馮翔還曾表示：“我不會自殺，我會很好地活著……”

　　但是，外表、言語的平靜，并不代表心理創傷已經修復。對于很多人來說，災難過后的最初幾個月癥狀可能很輕，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癥狀反而會變得越來越重。例如，唐山震后10年，城市基本已復建到震前水平，但不少人的心理創傷仍在繼續。青少年中早戀、早婚的特別多，婦女生育年齡普遍較早，所體現出的實際上是災難帶來的不安全感，是典型的災后心理創傷。

　　 “馮翔自殺與地震一周年的即將到來有著密切的關系。”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心理咨詢中心副主任、北川心理援助站站長史占彪表示。

　　中國心理學會注冊督導師、成都大學心理健康教育與研究中心主任盧勤分析，在中國人的傳統習俗中，祭日是紀念逝者最重要的日子。所以，4月到6月應該是災區人民最悲痛、最脆弱的階段，也是心理問題最突出的階段。

　　專家建議：災區干部應異地任職

　　山東省精神衛生中心心理科主任邱惠敏分析說，從地震到現在，包括馮翔在內的北川干部，最大的問題就是太堅強了，堅強的外表后，都有一顆非常敏感的心。在地震中，多數人都失去了親人，但他們不愿意和別人交流，只是自己默默忍受，這是不健康的。“從這些北川干部的臉上以及行為中，依稀還能看到那種強忍著的痛苦。”她說。

　　曾去災區服務的山東師范大學心理學院副院長高峰強建議說，如果有條件的話，建議北川等重災區的領導干部到異地就職，暫時離開家鄉。同時領導干部也應多聚一聚，相互傾訴一下。

　　另外，有專家呼吁，災區應建立、選擇有效、恰當的長效機制。“經驗表明，對災區的心理援助20年也不為過。請包括政府部門在內的全社會，共同搭建平臺，把對災區干部、群眾的心靈關懷延續下去。”盧勤指出。

　　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所長張侃也強調，心理干預工作絕對不能走馬觀花，不是談一談話、做一做游戲就能解決的，這需要扎扎實實地開展工作。重點心理干預工作要幾年，而真正長期隨訪下去，將需要幾十年的時間。

　　心理危機：干預計劃出臺

　　由科技部和四川省科技廳聯合開展的災區“安置安心行動”中包含了一個為期兩年（2008年—2010年）的心理危機干預計劃。作為項目組負責人，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副院長、心理衛生教授張偉介紹說，目前這個項目組正在開展三個方面工作，一是研究針對不同人群創傷后應激障礙（PTSD）的心理危機干預技術；二是從媒體與培訓兩個渠道來推廣這個技術；三是建立包括基層醫生、縣市一級專業人員和地市級高級督導人員在內的三級心理干預網絡，預計在2010年初步建成。項目組計劃通過遠程及面對面授課等多種方式對相關人員進行培訓。

　　一直在震后災區開展心理疏導工作的復旦大學心理分析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申荷永說，他們的項目組將在災區進行至少3年的工作。“受災群眾搬入永久性住房、生活重回正軌之后，就不需要外界過多的打擾了。”同時，他建議，社會各界對于災區的關注和幫助也應該是長期、持續和真誠的。

　　張偉則計劃用更長的時間來關注災區的心理問題。“三級網絡建成以后，我們還需要花1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邊開展研究，邊調整治療方案，才有可能徹底解決受災人群面臨的心理問題。”他說。

　　 “現在我們中國科學院正在考慮，設立中國的災害心理學研究機構，因為這在以前確實是空白。”張侃說，“科技部、科學院都提供了很多支持，社會各界也有一些支持，我個人覺得，現在是我們正式成立災害心理研究中心的時刻了，這樣就可以為我們國家未來災害的抵抗提供更多的科學根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