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周刊2007年12月12日 沉重的翅膀 在中國人大教授、博士生導師余虹跳樓自殺的消息傳來后，本刊記者趕赴人大校園，試圖解開這個悲劇背后的謎底。 撰稿／陳統奎(記者) 一時間，一篇題為“一個人的百年”的文章四海傳誦，成為對生命禮贊的經典，因為它的作者以一種“非正常方式”告別了這個世界——跳樓自殺，更因為這位作者——余虹——是中國人民大學的教授、博導。時間定格在2007年12月5日13時，余虹在其居住的四季青橋世紀城小區10樓一躍而下，“在正午，一個尼采式的時間，他從高空墜落”。隨后，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發布公告：“經公安部門現場勘察認定：排除他殺，高墜身亡。” 并非沒有征兆 12月8日，當記者來到中國人民大學資料樓(文科樓)，這里已經布置起紀念堂，121室，一個十幾平方米的小會議室如今菊花燦放，黃的、白的，弟子親友、他供職過的院校敬獻的花籃、花圈擺滿四周。一臺筆記本電腦藏在一個花籃背后，放出緩緩的哀樂。墻上懸掛的是一張巨大的“生活照”，逝者背對大海、閑適而堅決地站立在天地之間，天很藍，海很藍。“天和海之間是我的余老師，這份現實和堅毅背后，今天我讀出的是老師為人的態度，生的態度，死的態度。”一位弟子如是留言。 幾天里，同事、友人、弟子陸續從全國各地趕來，站在這張大照片前憑吊，送花籃的人多得數不勝數，組織者只好通知大家不要再送花籃。這時，紀念堂里只有文輝從(化名)一個人，他哭得很傷心，不停地用手擦淚。“我是余老師在上海時帶的第一個碩士生，后來又考進人大跟他讀博士，非常震驚，不敢相信這個事實。”文輝從停頓片刻，繼續說，“但又不是沒有征兆，之前他兩次叫我上博客讀那篇《一個人的百年》。”文輝從現在認為，這是為師向得意弟子發送的信號，而他竟沒有覺察出來。 9月13日，余虹親自將這篇文章貼到自己的博客上，其中一段話被后來的紀念文章廣為引用：“這些年不斷聽到有人自殺的消息……聽到這些消息，我總是沉默而難以認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議論。事實上，一個人選擇自殺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況拒絕一種生活也是一個人的尊嚴與勇氣的表示，至少是一種消極的表示，它比那些蠅營狗茍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個人樣地活著太不容易了，我們每個人只要還有一點人氣都會有一些難以跨過的人生關口和度日如年的時刻，也總會有一些輕生放棄的念頭，正因為如此，才有人說自殺不易，活著更難，當然不是茍且偷生的那種活。” “假如我能及早覺察，余老師就不會……”30來歲的文輝從無比懊悔，無比悲痛。 無法公開的遺書 12月9日晚10點，記者在人大校園內的迦南美地咖啡屋等一個人。她是一名對余虹充滿仰慕之情的中文系研究生，又因聽過余虹的課，所以被同學推薦給記者采訪。余虹的“非正常選擇”打了俗世上的人們一個猝不及防，面對洶涌而來的媒體記者，人大文學院上下大都選擇了沉默。她一開始也并不樂意接受采訪，但后來主動約見記者，“可能我講述的是別人無法提供的視角”，“讓人不要執迷于一位‘博導自殺’的聳動的干癟的新聞標題中，去胡亂臆測這里面的八卦故事”。她不愿意透露姓名。 她帶著一個暖水瓶走進咖啡屋，這是一個個子小巧的南方姑娘。她說自己消息閉塞，一直到周五(12月7日)中午才聽說，當時和同學在去食堂的路上，“同學跟我說余虹老師自殺了，我還沒反應過來，就不知所云地重復了一句，余虹老師自殺了？他自殺了……你開玩笑吧”，她說自己實在沒有時間和準備來消化這個“驚天”的大消息，思維一度短路，直到吃飯時，在同學肯定的目光下，她才“恐懼地意識到老師不在了”。而且同學還告訴她，余虹老師還留下了一封遺書，里面說他的死與任何人無關，是他自己的選擇。 這封遺書是警察在逝者身上發現的。遺書是留給文學院院長楊慧林教授的。在遺書中，余虹將人大的經歷稱為“最有意義的幾年”，他將全部藏書“捐給文學院”，而且在“祝福所有朋友”的同時，表示“如果有來世，愿一起工作”。楊慧林在發給余虹教授親友們的信函中寫道：“我院師生聽到余虹教授離去的消息，都深感震驚和悲痛……讀信至此，無不潸然。”楊慧林委婉地拒絕了記者的采訪，并告知遺書不能對外公開，因為里面涉及個人隱私，比如存款、汽車和房產怎么處理。楊說，信是留給他本人交待如何處理后事的。院方對余虹的評價突出兩點，“深厚的學術造詣及率性自真的人格魅力”。 “他的課邏輯性很強。”這個學期，余虹在課堂上拋出的一個問題一直銘刻在女研究生的心里，而且她一直想找機會請為師解答清楚，“他說中國是一個沒有宗教的國家，況且尼采又宣布說上帝已死，人生沒有信仰，只好寄托在藝術上，但藝術又是錯誤荒謬的，知識分子沒事干了，怎么辦？”這堂課后，余虹就因病缺課了幾個星期，她也就一直沒有機會向老師討教這個問題。11月的一天上午，在資料樓遇見余虹，“看到一個背影，已經有一點弓，但還挺精神的”。她叫了一聲，余虹轉過身來，她于是追問：“您怎么沒來給我們上課？”余答說，病了，很抱歉。 女研究生抓住機會請老師回答那個終極歸宿問題：“您說現在人生沒有信仰，‘上帝已死’，藝術又很脆弱，那么，哪里才是我們的安身立命之地？”不過，余好像有事，微笑地答復：“以后我們再探討吧。” 請尊重逝者的選擇 再后來，余虹還給他們班上過2次課，最后一次是11月20日，周一。不過，當時余虹已經不能站在講臺上授課了，他出了幾個問題，然后坐在下面，請學生上去講，最后再進行點評，以這樣一種方式來結束“最后一堂課”。“看起來精神狀態還好，老師生病了，需要休息。”她說，老師這樣授課同學們蠻理解的。一周之后，學生們被告知，余虹病重了，課上不了了。再一周，課依然沒上，緊接著2天后，自殺消息傳來，文學院上下震驚。“難道只有一死才能成全美嗎？您用自己的生命踐履又一次給了我們一個活生生、血淋淋的答案嗎，又證明了現實與理想的差距？”幾天以來，這位女研究生心情一直非常沉悶、痛苦，余虹似乎用生命來回答了那個終極歸宿問題，她不能接受這個答案，“您學識淵博，歷經憂患，看透世事，應該有心理承受能力和調節能力的啊？！” 在院方發給余虹教授親友的函件里，抬頭便寫道：2007年9月以來，我院余虹教授深受失眠之痛，逐漸難以進食，雖盡全力而未見改善。接著引述逝者的話說：生命本身是脆弱的，比生命更為堅強的是生命的意志；而生命的意志之所以堅強，有時正在于它可以主動放棄脆弱的生命。院方“希望社會各界尊重逝者的選擇”。 事實上，消息傳出，人們便紛紛猜測逝者做出這個選擇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其實就連其最親近的弟子和親友都只能猜測，媒體報道出各種版本，有的說死于抑郁癥，有的說死于對終極歸宿的哲學思考。余虹的不少學生更相信為師是“選擇死亡來對人生終極意義做出回答”，“又一次證明了死亡之美”，暴露了當代知識分子對極致人格的追求過程價值空虛的危險。 生死轉念須臾之間 “在世界黑夜的時代里，人們必須經歷并承受世界之深淵。但為此就必須有入于深淵的人們。”這是余虹生前最喜歡的一句話，由海德格爾寫在《詩人何為》中。有位西南交通大學的研究生回憶，今年6月，余虹赴蓉授課，談到了生與死的思考，“他給我們談到人大那些碩士、博士的自殺，談到馬加爵，趙承熙，談到中西不同的愛和寬容，談到宗教。他說，自殺是勇者的行為，是作為‘人’的自己的行為，你的生命屬于你，你可以獨立自決，而不要盲目地將自己委托給他者。人死的方式是不同于動物的，自殺讓他們回到‘自己’并守護自己的自由，成為‘真正的自己’”。聽得這位研究生一時震驚，他當時還給朋友發短信說：“人大的余虹老師正在給我們談自殺。”豈料半年之后，傳來的消息更令他震驚。 余虹學生回憶說，周一，即事發2天前，幾位弟子去看望老師，“他的精神還很好”，于是感慨“生死的轉念只是天地上須臾之間的事情”。不過，這位學生也透露，事后文學院院長楊慧林曾對學生表示：余老師既不喝酒，又不罵人，心中自然有很多積緒出不來，長期的深度抑郁。對此，楊告訴學生，他并不感到意外，“只是覺得來得太早太突然了”。 余虹有兩度不成功的婚姻。其中還有一段感人的故事。1990年代中期，余虹在暨南大學攻讀博士學位，那時他的前妻割腕自殺，他于是趕回四川在搶救過來的老婆床前伺候了半個月。這段個人生活在當時的暨大中文系被得沸沸揚揚，余虹的“有情有義”還為他博得不少女孩的注視。其后，余虹再婚，然后又離異，如今前妻在一所大學教書，兒子又留學美國，而余虹的父親早年去世，其母已年屆70歲，目前居住在成都，他便一個人在北京生活工作。學生們感嘆說，老師的心靈臺階幾乎沒有人打掃，它太需要呵護了。余虹的一位生前好友便對記者說：“他是死于絕望，對自己的絕望，心靈的絕望。” 完美主義者的悲劇 然而正是這樣一個人，展現在學生和親友面前的總是微笑和熱情。“余虹教授最吸引您的地方在哪里？”記者詢問余虹生前好友、首都師范大學文藝學教授陶東風。陶答：“開朗、樂意幫助朋友，是一個非常純凈的人，有人格魅力。” 用陶東風的話來說，余虹沒有按照完美主義的原則來要求他人，但是他卻用完美主義原則要求自己。對于余虹的死因，陶這樣分析：這個世界、這個俗世以及我們自己，本質上不可能完美。徹底“戰勝”(實際上是回避)這種不完美的唯一手段就是離開它的寄生地，也就是我們自己的身體。我想這或許是余虹選擇離開世界、拋棄生命(因為任何生命都不可能不附隸于有瑕疵的物質世界和身體)的一個重要原因。當然這種選擇絕非他的初衷。他曾經苦苦掙扎，但最后絕望了，只好離開這個世界，去天國實現他的唯美主義理想。 在接受記者電話采訪時，陶東風表示余虹的離世對他打擊很大，很多細節都來不及回憶，不過有一件事不需經回憶就跳躍出來。幾年前，陶東風買房子搞裝修，搞美學的余虹盡其力參與設計，結果“他對于細節的這種苛求常常讓我這個房主不勝其煩”。當然，陶東風也還記得今年3月間，余虹在參加自己的學生的博士論文開題時，大談“唯美主義”是一種“致命的美”，“難以抵抗的美”，“他說得那么激動、那么投入、那么專注，令在場的所有人傾倒。我想，也許余虹就是為了這‘致命的美’而生、而死。” “許多學者自殺是因為那個動蕩與壓抑的時代，許多詩人自殺與思想的無法表達與現實物質生活的不盡如人意多少有著關聯。但是一個學者、一個國內多所大學的教授、博士生導師、全國重點學科文藝學帶頭人，有著我們這樣世俗社會所夢寐以求的光環與文化資本符號的學者，在今天意外的個體事件，不得不使我們對我們所生活的校園語境重新作出自我反思。我寧可相信余先生生前的自我行為與整個時代無關，與我們的命運無關，與我們所在的大學體制無關。” 正如陶東風所言，唯美主義者太累了。余虹的翅膀太沉重，他飛向了大地。-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朱立元是余虹的朋友，還是他博士論文答辯會的主持人。朱教授說，余虹生活經歷很坎坷，但這一切絕對不是造成他自殺的原因。 撰稿／賀莉丹(記者) 張益清(實習生) 在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余虹12月5日13時用跳樓自殺的極端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后，12月7日，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朱立元接受了《新民周刊》記者采訪，追憶與緬懷曾經的愛徒、摯友余虹。 朱立元教授在主編中國教育部面向21世紀課程教材《當代西方文藝理論》時，曾邀請余虹參與編寫其中兩章(1997年出版)，兩人因此相識，余虹當時博士未畢業。 此后在廣州暨南大學的博士論文答辯會上，應余虹的博士生導師饒芃子教授邀請，朱立元教授主持了那次答辯會，評委組給予余虹的論文高度評價，“我們對他的印象最深，他的博士論文水平很高”，朱立元教授回憶，該篇論文就是后來編撰成書的《中國文論與西方詩學》。 為繼續深造，余虹申請進入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后流動站；作為余虹的聯系導師，朱立元教授與他亦師亦友。 他重情義重朋友 在復旦博士后流動站的時候，我是余虹的聯系導師，主要是他自己工作，平時有空我們一起討論，后來我們就成了很好的朋友。我覺得他是一個性情中人，既有才氣又很重情義的一個人。 余虹曾在華中師范大學做過老師，工作一段時間后，暨南大學饒芃子教授招收博士，他就報考了饒老師的博士。從暨南大學博士畢業后，他申請進入復旦大學中文系博士后工作站，直到2000年6月份出站。在博士后流動站期間他還被聘請到海南大學兼任文學院院長，本來他是想回暨南大學的，后來在征求饒芃子老師的建議后，他覺得可以在海大做些事情，于是就去海大任職了一段時間。雖然事務比較繁忙，但他也沒有耽誤他的博士后出站報告，就是后來出版的《革命.審美.解構——20世紀中國文學理論的現代性與后現代性》，寫得也很出色。在文藝理論方面，川軍(四川學者)很厲害，他是其中之一。 其后，他來到了上海師范大學，呆了一年左右，2002年離開上海去中國人民大學工作至今。 在生活中，余虹是一個沒有戒心、可以無話不談的人。他雖然很有自己的思想、看法，但他為別人想得蠻多，所以大家很信賴他。即使有些觀點不同，討論、商量都沒什么，感情才是最重要的。 在上海時我們經常見面，他到了北京之后，我們見面機會少一點，但感情仍然比較深。每次我去北京，他都會開車來接我，邀請我喝茶、送我去機場，每次出國回來他都會給我打電話，很親切地慰問……這些都是他重情義的表現。 今年11月12日，我去北京出差的最后一個晚上，人大的朋友知道我在北京，一定要請我吃飯，他們也通知了余虹，但后來得知余虹最近胃不舒服、人也消瘦了。7點多，余虹給我打電話說，“真想見您，很想念您，但是下午上了三節課，回家之后人很累，很虛”。我說不要緊，來日方長，叫他多多保重身體，他回答，“不要緊，逐漸在康復中了”。 沒想到竟成了我們的最后一次通話。 他電話最近一直關機 我也沒想到(他走得)會這么快，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按照他平時的性格，不一定會采取這種方式。我跟他的第二任妻子也是好朋友，據她所說，余虹平時在家里也不是很多話，但跟我們朋友在一起他是很健談的，并沒有表現出很內向、不開朗的感覺，所以我才感到有點不理解。 從事業上看，他總的來說也不錯，領導對他很重視、工作做得很出色、學院對他也很器重，我覺得他找到了比較合適的位置，而且有了更大的平臺發揮他的才能。他現在是國家重點學科文藝學學科帶頭人，還是人大《文藝理論》期刊主編，雖然有工作壓力，但他是一個很會拼的人，喜歡踏踏實實工作，還很愿意這樣做。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楊慧林院長也看重他的才華，委以重任。當時他剛從博士后流動站出來，有一定影響，但還沒有現在這樣的名氣。 我認為(兩次)離婚等家庭問題都不構成(他自殺的)原因。我知道距離他第二次離婚已大約有兩年了，兩次離合的經歷應該還不至于讓他走這條路。他離婚之后我們還見面很多次，都沒有發現他有什么異常。而且我知道他在這個(婚姻)問題上挺通達的，能合則合，不合則分。他與第一任妻子有個兒子，現在在國外留學，出國之前在人大讀書，余虹對兒子很盡責，(兒子)考上大學后就一直(跟他)住在一起直到出國。(感情問題)絕對不是造成(他)自殺的原因。 我知道他的朋友很多，朋友之間來往也很密切。 他說過他胃不好，人又在消瘦，我曾想，是不是因為有病，懷疑有沒有得什么絕癥，但據他身邊的朋友講他的病也不是絕癥。 后來又聽說他近來有抑郁癥，這個病是可能走極端的。不知道是不是最近有什么事情刺激到他，還是早就有了而大家沒有發現？我就不太清楚了。之前也有通話，聽他講話還是很開朗的口氣。不過聽他朋友講他最近的行為有點怪怪的，他電話最近一直關機，至于從什么時候開始(關機)、什么原因，就無從得知了。 我是在當天晚上7點多收到原來復旦大學博士后朱國華的信息，才得知這個消息，我立刻給人大文學院副院長張永清發短信詢問，他立刻回電話證實了這一消息，大家都覺得很突然，根本不相信，覺得太不可想象、不可思議了。北京有影響的學者曹衛東、王岳川等，有很多都是他的朋友，還有他的同事，(他們)經常在一起卻都沒有看到。其實抑郁癥應該有些征兆。 (記者問，余虹教授的博客最后一篇是在9月份寫的《一個人的百年》，表達了一些他對生與死的看法，這有某些征兆意味嗎？) 可能那時(他)已有一些想法了吧，他兩年前寫了一篇《藝術與歸家——尼采.海德格爾.福柯》，就是探討了生命與存在的哲學終極問題，這種形而上的思考往往對學者有很多(極端)的影響，尼采最后不是精神失常了嗎？ 余虹是一個很敏感的人，學術上、情感上都很敏感，在精神上涉及相對敏感的問題可能會鉆牛角尖；他也是一個很有藝術氣質的人，他在上海曾買了一套房子，都是他自己設計裝修。 我知道他過去的經歷很坎坷，“文革”時他的家庭遭受了不公待遇，對他的沖擊非常大。那段時間他的頭發一下子脫落許多，后來就成了現在這個樣子。我幫他的書寫序時，就說他有一個“蘇格拉底式的腦袋”，因為他前額很寬，又很發達。他很會思考。真是沒想到會走這條路。(本文根據采訪錄音整理)- 余虹之死讓他在上海出版界的朋友倍感意外和哀慟，這位朋友說，他眼神有著深深的憂郁。 撰稿／賀莉丹(記者) 張益清(實習生) 余虹在上海出版界的朋友葉辛胤(化名)在得知余虹的離去后倍感意外與哀慟，“現在回想，他走得很從容，對塵世已沒有留戀，他對生死也已參透”。 余虹從廣州來上海讀博士后，再由上海赴海南任教，兩次都是葉辛胤一人接送，在葉辛胤看來，余虹人緣很好，但他在上海期間的朋友并不太多，“他還是比較喜歡廣州跟北京。他是喜歡熱鬧的人”。 在復旦讀博士后期間，葉辛胤一到復旦附近就會去找余虹，兩人常有機會連床夜話。他認為，余虹就像探究哲學本源問題的詩人，“他與生俱來的詩人氣質非常濃。有哲學氣質的詩人，哪個不是憂郁的？哪個不是容易走極端的？海子不是很典型嗎？” 在外人眼中，余虹表現得非常機智、幽默、樂觀，“他總是笑笑的，看上去很快樂的感覺；但交往多了，發現他的眼神中有著深深的憂郁”，葉辛胤說。 在葉辛胤看來，余虹并不會找人主動傾訴自己在情感上的問題，朋友們也比較回避談及此，但在余虹第二次結婚時，朋友們都跟余虹開玩笑說他“抱得佳人歸”，但事實上，余虹“兩次失敗的婚姻給了他更大的打擊”。 “他的家庭生活一直不順，他總是處在一個單身狀態，在日常世俗生活中，他沒有歸宿，是一個流浪者；作為一個詩人，他非常敏感，在精神生活中，他也沒有歸宿，在這樣一個社會中，這樣敏感的詩人是很不幸的，社會不能給他正面的東西；而探究生、死課題的哲學家也是失敗居多，因為對生、死的探究永遠不可能有答案”，葉辛胤說。 葉辛胤回憶，3年前，余虹告訴他，自己已在北京買了房子；2年前的冬天，葉辛胤去北京，余虹趕來跟他一起相聚，當時葉辛胤還很詫異，因為“余虹居然會自己開車”。 葉辛胤猜測，余虹采取這樣極端的訣別方式有“一個偶然”，“可能是由于他本人的身體狀況或抑郁癥問題，身體狀況不好常會伴隨著抑郁癥，但當事人當時未必能意識到。” “我們非常尊重他，也尊重他的選擇”，葉辛胤最后說。 余虹教授在遺書中表示，要將自己的藏書捐給文學院圖書館，他也對朋友表示，“如果有來世，愿一起工作。”依然可見他對朋友的深情厚意。 余虹教授曾對美國弗吉尼亞理工大學槍擊事件過后人們對死難者與兇手同時悼念表示驚訝與感悟，他說，既為受害者也為兇手悲傷，它的信念是一切生命都有同樣的價值。 余虹先生的訣別，許是他對世間所有善與惡的愛的表達與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