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生命的離去都會令我痛苦，但是，我還要說，當人們對于余虹的自殺給予許多美麗的解構的時候，他們恰恰忽略了，余虹的死并不比一位普通抑郁病患者的死更崇高、更有哲學意義。對病人余虹自殺的美化是一種掩蓋，我們這個病態的時代在這種掩蓋里放棄了自己的責任。余虹的自殺是一個悲劇，然而更大的悲劇卻是有那么多人跳出來給這種悲劇賦予一種象征和符號上的意義。

  說上面話的時候，我既不是站著說話不腰疼也不矯情。前年的某個時候，生意的失敗、愛與生的苦惱、面對丑惡現實的無力和無奈也讓我產生過自殺的年頭。這是我一生里第二次想到親自結果自己。站在上海某公寓的16樓上，夜風呼嘯，燈火闌珊的城市安靜而溫暖。小區里24小時營業的連鎖店里空蕩蕩的，腳下黑糊糊的深淵虛幻而不真實，我好象已經看見了結局：面孔朝下趴在水泥路上，全身的骨頭已經摔碎，腦漿流出來，面孔扭曲、滿是鮮血，我甚至能夠感覺體驗到自由落體運動時候那種近于黑色幽默似的荒誕快感，我甚至已經清晰地聽到身體接觸地面時候那聲悶響。就在我伸出一只腳去的時候，我又把腳收了回來。這樣做并不是因為我怕死，我不怕死，死亡對于我來說即使不是解脫也是輕松一刻。活著很多時候并不輕松快樂，早在26歲因為時代原因身陷囹圄，我就明白這樣的道理：做一個英雄是容易的，血一熱、眼睛一閉就可以了，但是，做一個人卻很艱難，因為活著就要忍受許多磨難、摧殘甚至屈辱，那是一場無日無夜、無窮無盡的戰斗，但是必須堅持活下去，因為這是生命的責任和使命，每個人都沒有放棄的權力！

  自殺的余虹不是英雄，他沒有成就我們這個年代；自殺的余虹也不具備哲學和唯美主義的意義，他還沒有具備這樣的高度和深邃；當然，自殺的余虹也不是現實社會的批判者，很大程度上，他屬于主流和既得利益階層。即使說話不中聽，我還是要說，余虹的自殺只是一個病人的極端行為，他唯一的價值就是證明我們這個生存其中的時代的病態。所有對于余虹自殺的崇高、哲學而且唯美主義的解讀和解構都是對余虹的不負責任和羞辱，當然，這種不負責任和羞辱都是善意的，但是，正是這種不負責任的善意將我們引導向另一個迷途，讓我們忘記了堅持、批判、對抗、顛覆甚至忍辱負重這樣的時代責任。將余虹比做尼采，則更是一種矯情和自以為是，捫心自問：現實的中國有產生大師的土壤嗎？而有趣的是，這些自以為是和矯情的人很多是自詡站在中國思想界、知識界的先鋒們，由此，也可以掂量出中國精英的分量，不過是一堆散亂的塵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