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基金研究員自殺了！”——上周五(3月12日)下午，這則消息在深圳金融圈內迅速傳播，其風頭甚至蓋過了大家對A股市場的關注度。“震驚！”這是很多看到這則消息的圈內人當時的第一感受，“這些金字塔尖上的人才，怎么會想到要自殺？太可惜了！”隨后，網絡上立即出現了對這位研究員“死因”做出的各種猜測，有的說，是因為工作、為情所困，還有的說，其實根本沒死……究竟這只是個傳說，還是確有其事？如果這位研究員真的自殺了，那他究竟為什么要自殺？順著網絡上流傳的消息，記者由此展開了調查！

　　袁健跳樓身亡

　　按照網上流傳的消息，“跳樓”的該研究員名叫袁健，他畢業于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之前在融通基金做研究員，但沒有通過，而自殺之前在另外一家排名前10的基金公司做行業研究員，還在試用期。

　　記者從中國證券業協會上查到，在這家基金公司工作期間，袁健去年12月份獲得證券從業資格證。

　　雖然上周五這則消息即鋪天蓋地的開始了傳播，但從那時開始，《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的調查就一直沒有進展。更多的回應則是”都是網上傳的“，”應該不存在的“……

　　不過，隨著記者調查的不斷深入，這則看似好像有些空穴來風的消息卻得到了最終的印證！

　　昨日(3月15日)，《每日經濟新聞》記者首先致電了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還未等記者將網絡上傳袁健“自殺”一事說明后，該學院一工作人員一聽記者提到“袁健”的名字，話語間立即有些警覺。當記者說想了解袁健在學校時的情況時，該人士均以不方便回答回應，說道：”出于對袁健的尊重，均無可奉告。“隨后便掛上電話。

　　隨后，記者向這家排名前10的基金公司進行了致電，當聽到記者問及袁健時，公司相關人士也開門見山地向記者表示，“我們出于曾經在公司工作或者實習人員的尊重，公司不予置評。”

　　在上述兩相關人士模棱兩可的回答中，可以說是已經間接證明了袁健自殺的事實。最后，記者從一位了深圳圈內人士口中得知，袁健是跳樓自殺。“他自殺可能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先后在兩家基金公司均未過試用期時，就被PK掉；另一個是感情原因。這些對他產生了很大打擊。”上述人士告訴記者。

　　記者從相關渠道獲悉，袁健是2009年7月從北京大學匯豐學院畢業，金融學碩士，學習比較優秀；畢業后先后在兩家基金公司做研究員，此人性格比較內向。

　　幕后元兇

　　末位淘汰制度？

　　至此，記者對此事件已經看出些眉目：這位自殺的研究員，去年剛從北京大學畢業，先后在兩家基金公司求職；這位工作不到一年時間的高材生，在基金公司嚴厲的考核制度和淘汰制度背景下，卻都是在未過試用期就離開公司，基金公司的考核真有如此的殘酷嗎？

　　“壓力確實很大！”這早已成為了基金業內的共識。

　　“面對公募基金之間的激烈競爭，基金公司內部也必須建立一整套考核體系，如果不能保證投研團隊效能的充分發揮，那我們將面對怎樣殘酷現實，也就不用多說了。”一位大型基金公司的高官如此表示。

　　對于基金經理來說，最為直接的就是排名壓力。這將致使基金公司偏重于短期業績評估，形成自上而下的傳導。對基金經理的考核也是由公開業績和行業排名來決定，這種慣例直接打造了“末位淘汰”的嚴苛制度。

　　基金經理考核的嚴格，研究員同樣不能避免。有報道稱，自2009年以來，不少基金公司對研究員也制定了嚴格的考核制度，并強制執行末位淘汰機制。目前，很多基金公司都建立起了對行業研究員末位淘汰制度。如國內某大型基金公司在2009年對其研究部門進行團隊重組，淘汰了4位研究員，淘汰率超過10%。

　　考核體系

　　雖有不足，總體完善

　　顯然，袁健之死的備受關注，顯然和基金公司嚴格的考核有所關聯。這是否就說明基金公司的考核體系存在問題？對此，《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也進行了詳盡的了解。

　　據記者對一些基金公司的了解，目前基金公司對研究員的考核主要有兩種方式：一種側重于觀察模擬盤的表現，另一種是通過基金經理打分來考核。

　　對于基金經理打分的這種考核制度，基金經理對研究員的打分占一部分，研究員撰寫報告的數量和質量占一部分，其余的部分是研究部領導和合規部門對研究員日常工作的考核。研究部的定位是為基金投資提供決策支持，因此考核更注重研究員對基金凈值的貢獻。舉例而言，雖然研究員推薦的某只個股漲幅并不大，但其給基金經理提供最新的信息，幫助其規避掉風險，也可以得到較高的分數。

　　另外一種跟蹤研究員建立的模擬盤表現則更注重定量考核。一般基金公司會規定，研究員只能買入其所跟蹤行業的公司，而且這些股票必須在基金的股票池內。投資組合的品種可以每天更換，但全年換手率不能高于200%，同時組合的底倉不能低于80%，單一股票的持倉量占總市值的比重不能超過30%。由于每個行業的表現會有差異，基金公司考察模擬盤的表現，一般以研究員跟蹤的行業指數為比較基準，重點考察研究員構建的組合與行業指數表現的偏離度。

　　顯然，通過以上兩種方法的比較我們可以看出，模擬盤的優勢是定量化，但劣勢在于研究員需要投入大量精力構建和調整組合，沒有足夠的精力為投資服務。而基金經理打分的不足是帶有個人主觀性，不一定能客觀衡量研究員的實力。不過，它有利于促成研究和投資的合力，讓研究更好地創造價值。

　　“雖然目前業內使用的兩種方法都有一定的缺點，但總體來說還是比較科學的，”一位基金界的資深人士如此表示，“從目前來看，雖然不少基金經理出現了流失，但不少研究員能夠挑起大梁，還是說明這些考核制度還是行之有效的！”

　　隨著眾多大腕、牛人“公轉私”，基金經理供給捉襟見肘已是不爭的事實，而如何能夠讓研究員盡快成熟上崗，顯然已是目前公募基金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記者觀察】

　　研究員“血案”引發的思考

　　記者在上周五得知這則消息時，感到非常震驚和惋惜。作為一個年輕的研究員，即便不選擇這個行業，可以有很多退路。為什么一定要走上輕生這條不歸路呢？

　　基金行業的考核、淘汰制度都很苛刻，甚至殘酷。從基金經理到研究員，面對的壓力確實很大。一位基金公司投資總監與記者聊到此事時說，聽到這個消息他也很遺憾，但這個行業就是一個高壓力行業。自己身在其中，也是感同深受。但每個人的心理狀況和工作態度都是有區別的，也跟個人的心理承受能力、對待職業的態度有關。

　　然而，記者在感情上在同情這位研究員的同時，也清醒地認識到，這些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頗高的人們，肩上擔負著對基民的信托責任，肩負著社會的福利，為此，他們理應承擔更多責任。基金公司在對基金經理、研究員嚴格的同時，就是對千千萬萬的基金份額持有人負責。

　　一些公募基金“牛人”紛紛離去之后，基金經理的隊伍越發年輕。“娃娃兵”、“新生”的上陣，凸顯了目前整個基金業的尷尬。在基金管理人越來越缺少經驗的情況下，假如這個行業不進行“殘酷”的考核制度，又如何能做到真正對持有人負責呢？不管是基金經理還是研究員，不經過千錘百煉和煉獄式的苦練，如何能夠承擔壓力？如何能夠負擔基民的信托責任？

　　感嘆的同時，或許我們更需要的是冷靜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