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富士康來說，2010年5月將是值得記入商業史冊的日子。多年來高速成長的代工航母，在后工業時代終于集中地爆發出其脆弱的一面。當《中國經營報》記者試圖通過各種渠道對富士康進行“穿刺檢查”，努力尋求各個事件的真相時，遇到了巨大的困難。在這樣一個“有序的世界”里，一切看似簡單，卻含有深刻的社會意義。

編者的話：

別讓“習慣性”成為常態

2010年5月26日晚，富士康一名男性員工墜樓自殺;

5月27日早，一名女性員工墜樓重傷，正在搶救中;

悲劇不斷上演……

而在這些頻頻被刷新的數字背后，是一個個鮮活的生命。

面對逝去的生命，我們應該如何以對?

5月26日，在深圳龍華廠，富士康科技集團總裁郭臺銘首度公開面對數百家媒體。當著千余人，他深深三鞠躬，“除了道歉還是道歉，除了痛惜還是痛惜”。不過，郭臺銘亦稱，其中很多輕生的原因在于經濟、感情等原因，與員工的個性及情緒有密切關系，而與集團的管理方式和工作壓力關聯不大。

有人認為，是代工模式瓶頸和成本壓力導致了富士康目前的困局;有人認為，是制度執行有余關懷教導不足，導致了富士康員工選擇以這種極端方式進行表達;還有人認為，是巨大型企業管理機制不能有效傳導，使得上下級管理脫節進而產生了誤解和傷害……

但無論如何，對于企業與社會來講如何阻止悲劇再發生已經是迫在眉睫。

在這里我們想問問富士康，除了對園區的硬軟改善外，是否實現了對企業內核管理的改變，以及對員工形成真實關切?

想問問社會，是否應該從政府、政策層面，給予積極的引導和救助，以防止目前的“習慣性”極端表達成為常態?

有觀點認為，像富士康這樣的代工型企業，是比大陸代工型企業先進5~10年的企業。那么，深入研究富士康的管理和困局，也是在幫助行業中更多企業找到現實發展的良性路徑。

2010年4月5日、2010年4月12日、2010年4月26日、2010年5月3日、2010年5月17日，《中國經營報》在連續五期對富士康墜樓事件進行追蹤報道后，從本期開始，我們更加關注生命和企業社會化邊界的問題。

2010年5月25日，在中國經營報社六層會議室，來自企業界、學術界、管理界的相關人士齊聚一堂，大家希望為這家全球最大的，超過80萬員工的代工企業，尋找現實的可解決路徑。

現在，我們更需要以開放和包容的心態，面對社會和輿論的質詢。希望有更多人伸出援助之手，來阻止悲劇再次發生。

2010年5月26日，深圳龍華富士康南大門前，十多年來從未有過的熱鬧。來自全國及海外近200名媒體記者，在這里聚合，參加富士康企業史上最大規模的媒體開放日活動。

11時許，四輛大巴滿載著記者駛入富士康龍華廠區的一棟主板生產車間。在考察完畢后，記者們又被帶到富士康新裝修竣工的員工關愛中心。在一間多媒體放映室，郭臺銘接受了記者的采訪。

在近一個小時的新聞發布會中，郭臺銘面對來自全國及海外的近200名記者，神色緊張。悲劇不能再上演!但事實卻讓他更加無力。

規定時間，規定動作

在近兩個多月集中墜樓事件發生后，提問更多集中在管理問題上。尤其是那份“員工生死狀”合同，記者甚至將合同樣本都拿了出來。為了讓自己表達得更清楚，郭臺銘往往要費好長時間來回答記者的一個問題，并不停地打手勢。

早在2010年1月底，馬向前墜樓死亡事件受到公眾關注時，郭臺銘曾宣稱“富士康是負責任的企業”，相信這并不是企業的問題，也沒有進行內部整頓。隨后，在3月份一個月時間里，富士康發生了3起墜樓事件。4月份，相關數字再次增加。但郭臺銘一直未曾就此向公眾表態。

當《中國經營報》記者試圖通過各種渠道對富士康進行“穿刺檢查”，努力尋求各個事件的真相時，遇到巨大的困難。嚴密的保安體系，強大的律師團隊，專業的媒介公關部門……

然而，從警方所公開的極少量信息來看，所謂的“跳樓真相”往往存在或多或少的疑點，比如對目擊者調查，及死者尸檢報告等細節的公開極少，這不斷地累積了公眾甚至富士康內部員工對這些事件的神秘感。

愈演愈烈的自殺事件，以及不斷惡化的輿論傾向，導致5月26日的媒體開放日極受關注，許多國內外媒體帶著各種各樣的問題，不請自到。這同樣也造成媒體開放日期間，采訪秩序的嚴重混亂。

郭臺銘所到之地，一直被記者圍得水泄不通，這樣的追訪持續到下午1：30左右。

劇變與不變，富士康回避什么?

媒體開放日的下午，海峽兩岸的心理學、社會學專家就富士康員工心理問題舉行了學術報告。來自清華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等機構和團體的專家就富士康員工心理問題作了學術報告。

早在2010年2月，國內外專家組就先后入駐富士康集團。這是國內企業第一次以學術的方式來關注員工的內心世界，并試圖從心理學角度來解決年輕人的生存焦慮。

兩個多月以來，富士康內部一直在采取對應措施，其中最大的舉措是心理干預體系的構建。

4月份，富士康便完成了員工心理異常信息報送軟件系統組建，據富士康新聞發言人宣稱，一個月期間已成功化解20多起問題員工的心理危機。與此同時，早在2009年就已建成但使用率不高的員工關愛中心，迅速進行了擴大裝修，并于5月中旬正式投入使用。員工關愛中心，是按照心理咨詢室的框架設置的一個集人力資源投訴、心理咨詢為一體的機構。

《中國經營報》記者采訪發現，員工關愛中心的心理咨詢師多數相對年輕，35歲以上的咨詢師數量較少。不過，富士康已向社會發出招聘公告，以年薪20萬~60萬元招聘有經驗的心理咨詢師。

就在一周前，富士康對全體員工進行了摸底。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即將離職的中層干部羅莉(化名)，也被列入了“問題員工”名單，并由一名協理來專門負責處理其“情緒上的問題”。“我覺得他們將我列入‘黑名單’這事情挺搞笑的，不過被他們重視的感覺還是很好!”羅莉笑著對記者說，她之所以準備離職，原因就是“有想法卻不被重視”。

此外，富士康還在基層組織中成立“50人相親相愛小組”。即由相對熟識的50人組建成一個互相關注的虛擬團隊，只要其中某個人出現了異常情況，其他人就要迅速發現問題并及時上報。

在富士康龍華廠區，許多高樓正在施工，建設圍欄、護網等保護設施。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富士康表現出驚人的執行力。

然而，至今富士康沒有就此前許多未了結的事件進行責任追究或者重新處理。包括馬向前家屬在內的員工家屬維權至今仍然在進行。5月26日上午的媒體開放日，馬向前家屬再次手持標語，在富士康龍華園區南門請愿。

曾經給郭臺銘寫過投訴信的“一根筋”員工關養春，在勞資糾紛案走完終審程序后，再次向富士康的法律顧問團隊發難。他表示，將可能向四川省律師協會投訴富士康現任首席法律顧問。此前，關養春通過向深圳市律師協會投訴富士康前首席法律顧問李永軍，已迫使其離開富士康，不再替富士康出庭各類官司。

仍然不變的還包括，警方到目前為止，仍然無意公開公眾質疑的部分墜樓事件調查細節。

深圳市政府亦在5月26日晚上6點召開新聞發布會，就深圳市有關部門對富士康跳樓事件所做的工作進行了通報，但沒有就其中任何具體的死亡事件公布相關情況。

經濟法則難解心理糾結

對于員工頻繁自殺的問題，郭臺銘認為與工作壓力并無直接關系，“與很多人天生的個性與基因有關系，或者是跟他的感情因素有關系。”

目前主流的聲音也歸因于90后年輕人心理脆弱。清華大學心理學系主任喜凱平在座談會上說，個體自我的局限很重要，每個人都習慣于怪罪別人，而不是檢討自己。不過，彭凱平同時也表示，當人均GDP超過3000美元的時候，那么人們的心理追求是不同的，這種變化也是形成心理失衡的重要背景。

在前往講座現場的路上，記者圍訪郭臺銘，正當郭臺銘要離開人群時，《中國經營報》記者最后發問：“有沒有打算給更多的員工不工作的自由，或者說不加班的自由?”

郭臺銘當即停下腳步說：“你這個問題我可以馬上回答，富士康所有的員工有不加班的自由，任何員工有被強迫被加班，他絕對可以上訴。”

然而，按照加班必須簽訂的加班志愿書，如果選擇加班，那將整個月都須接受加班安排，而選擇不加班，則意味著整個月沒有加班的機會，沒有單獨某一天可加可不加的自由。按照法定工作時間出勤的收入，將會比選擇加班所得收入低出一半甚至更多。

在富士康，高收入的代價就是出售自由。而恰恰富士康的“優勢”在于，作為高效率的制造業企業，對工人的勞動潛力開發得淋漓盡致。正如17歲的跳樓女工饒樂琴所說，要不停地看顯微鏡，將小物件放置在正確的位置上，每天十多小時重復快速做著一樣的工作。

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在職員工，這樣描述他對工作的見聞：“有一天下班回去的時候，幾個同事在說自己最近是不是變傻了。反應比以前遲鈍了很多，因為我們是搞技術的，腦細胞死得很快。”

曾有一名中層干部在會議上講：“作業員(指普工)就是呆子，我們的機器要做到防止呆子制造故障。”

《中國經營報》記者通過調查發現，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廠，但是由于代工本身帶來的低利率水平，直接導致員工得不到應有的回報。勞動強度過大，收獲與付出不平衡，導致心理失衡。“生產最好的產品，做最累的活兒，卻無足夠的收入。”

郭臺銘在回答記者提問時特別指出，有一名跳樓者就是沖著幾十萬元的賠償金額選擇跳樓。而在網上許多人認為，這種賠償有鼓勵自殺的嫌疑。基于此才出現了“生死合同事件”。

在這個個體價值缺乏認同的企業里，頑強的抗爭者如關養春，脆弱的抗爭者如馬麗群，嚴苛制度的壓力事實上已關乎自由與公平。現在，這已不僅僅是經濟法則與表面關愛就可簡單解決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