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藥有配伍禁忌，這是人們或多或少都知道的。早在漢代，《神農本草經》首先提出了“勿用相惡相反”的用藥配方理論，后世醫家則據此提出了“十八反”、“十九畏”的配伍禁忌，并流傳至今……

　　“本草言明十八反，半蔞貝蘞芨攻烏。藻戟遂蕪俱戰草，諸參辛芍叛藜蘆。”這就是有名的“十八反歌訣”。所謂“十八反”，即：烏頭反貝母、瓜蔞、半夏、白蘞、白芨；甘草反甘遂、大戟、海藻、芫花；藜蘆反人參、沙參、丹參、玄參、細辛、芍藥。“十九畏”指的是：硫磺畏樸硝，水銀畏砒霜，狼毒畏密陀僧，巴豆畏牽牛，丁香畏郁金，川烏、草烏畏犀角，牙硝畏三棱，官桂畏赤石脂，人參畏五靈脂。

　　“十八反”、“十九畏”是目前中醫藥界普遍使用的配伍禁忌。其中“相畏”配伍可使藥物某些方面的功效減弱，并非絕對禁忌；而“相反” 配伍則可能危害患者的健康，甚至危及生命，不可合用。

　　但是，遍覽中國古代醫家的經典醫籍，我們卻驚奇地發現，諸多名醫大家所創制的方劑，卻不乏劍走偏鋒、獨出心裁，用相反相畏的藥物配伍所制成的方子，用于臨床各科疑難痼疾的治療，留下了發人深思的“以毒攻毒”的經典醫案。

　　沉疴用猛藥，“反”“畏”不絕對

　　在《神農本草經》問世后不到二百年，東漢時的醫學家張仲景在他的《金匱要略》中，就用了不少相反相畏的組方。比如在治療寒氣厥逆一癥時，張仲景用了“十八反”中的半夏與烏頭同居一方，名曰“赤丸”；在治療頑固性痰飲時，他又用了甘遂與甘草相反的藥物配伍，制成“甘遂半夏湯”。

　　到了唐代，孫思邈的《千金方》中創制的由反藥或畏藥組成的的方劑有146個，比如治療全身浮腫的“大豆湯”，就將甘草、甘遂、烏頭、半夏兩組反藥同用，取其大吐以去濕，相反相激，取得良效。

　　此后，歷代醫家在臨床實踐中，仍不時地大膽采用“反”、“畏”之藥組方。例如：明代陳實功的《外科正宗》中的“海藻玉壺丸”，甘草與海藻相伍，用于治療瘰疬之癥；清代醫家吳瑭《溫病條辨》中載“化癥丸”，人參與五靈脂同用；《紅樓夢》中所載的賈府常備中成藥“十香返魂丹”中，就用丁香與郁金組方。而明代朱棣的《普濟方》中則收載了248個反藥方劑，可謂是中醫反藥畏藥方劑的集大成之作。

　　“有毒”似“無毒”，用藥有玄機

　　既然相反相畏之藥合用可能有毒性，上述醫案又何以能夠救人呢？

　　中醫自上古即有“大毒去病，十去其六”之說，認為祛病愈疾的藥物即為“毒藥”，而補虛扶正的藥物看作“無毒”。明代醫家張景岳曾說過：“凡可辟邪安正者，均可稱為毒藥，故曰毒藥攻邪惡也。”

　　因此，中醫專家如張文元、林通國等提出了藥物配伍“拮抗學說”的新的學術觀點，認為相反相畏之藥并用，彼此拮抗而緩和了毒性；另外，兩毒相激，有協同和化合的作用，從而增加了臨床療效。他們提出相反相成、相反相奪、相反相激、反畏相激等新的學術觀點。這種師古而不泥古，勇于創新的觀點和臨床經驗，是對中藥配伍毒藥攻邪的古典理論的繼承、創新和發展。

　　到了現代，科學家們也在通過藥理研究和動物實驗，驗證“十八反”、“十九畏”的科學性，研究數據表明：甘草與甘遂合用時的毒性大小，取決于甘草的用量比例；貝母、半夏與烏頭配伍，則未見明顯的毒性；而細辛與藜蘆同煎，則導致了實驗動物的死亡。

　　可見，中藥的“反”、“畏”，是前人經驗的總結，自有他的道理。那些反藥方劑的產生，往往是針對個別的病例，非猛藥不可救，不能說具有普遍性。對于普通患者而言，目前大多數學者還是認為，若無充分根據和應用經驗，一般不應以相反相畏之藥合用。特別是缺乏醫藥專業知識的患者，更不能自作主張、“以毒攻毒”，亂用“相畏”、“相反”的中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