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技大學少年班從1978年開辦以來，就一直爭議不斷。反對者稱其是拔苗助長、摧殘人才、根本上的失敗。當然，反對者有反對者的理由，贊成的有贊成的道理。而在筆者看來，“神童悲劇”雖與少年班辦學模式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但絕對不是少年班本身的錯，從根本上講是社會功利所致。

“神童”之所以被稱為“神童”，絕不是空穴來風，自有“神童”超人的地方。因而，針對其不同于一般孩子的智力特點，因人制宜地適當采取超前教育，有助于“神童”的發展。當然，少年班的學生年齡小，自制能力差，因而出現幾個“問題學生”被退學，這是一種正常現象，既使是在其他高校，也同樣存在這種情況，并非少年班特有的產物。

而現實情況是，因為少年班里都是“神童”，便不允許它出問題。因為出了少數問題學生，就懷疑它存在的合理性，這就是社會的功利性。可以說，現今社會的“神童”往往都被烙上了家長、學校和社會的功利痕跡，過分地拔高、放大和神化孩子，一味地追求孩子將來的“輝煌成就”。這種期望值越高，對孩子的發展就越不利，失落也就越大。從公眾對“神童出家”的一片惋惜聲中，就可看出社會普遍存在的這種功利心態。

其實，“神童悲劇”并不能稱之為悲劇，它只是孩子在自身發展過程中，個體上出現的一種落伍、不適現象，與社會過度關注、追捧下的期望相左而已。對此，中科大校長朱清時便疾呼社會不要屢屢傷害少年班，干擾少年班。這種呼聲其實就是要求社會要用理性的眼光看待少年班，用平和的心態期待少年班。畢竟，少年班的教育，并非能將人塑造成神。

無疑，在指責“神童悲劇”的背后，掩蔽著的是一種可怕的社會現象。在這種無處不在的功利氛圍下，許多的孩子被訓練成了考試的機器，被設計成了一種虛無的座標，讓孩子小小年紀便承載了過多的負荷，而孩子最需要的關愛、關懷和關心卻在為這種功利一再退讓，給這些“神童”留下難以治愈的硬傷。如此功利之下，“神童”泯然于眾人也就不足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