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連續發生的自殺事件引起人們對于自殺現象的極大關注與深刻思考。自殺與離婚現象雖說幾乎在所有的社會都隨著社會現代化而趨于高發，但這樣密集地發生在一個企業還十分少見。任何以個體的、個別的原因去解釋富士康“十一連跳”，都難以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

中國自殺人數占全球自殺總數的大約四分之一，自殺率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且具有與西方發達國家明顯不同的特征：農村自殺率明顯高于城市，女性多于男性，1/3自殺致死的人并不存在精神障礙，60%自殺未遂的人屬于沖動性自殺。弱勢群體是自殺行為的高危人群。

而發達國家則明顯不同。以日本為例，日本自殺的人群中，男女比例為72：28，40歲到60歲的男性占自殺人群比例為42%。數據顯示部長級官員自殺消息公布后自殺者人數有增加趨勢。較之中國，男性比例偏大，精英群體自殺行為更顯突出。

日本自殺行為發生的時間也相對集中，發生概率最大的時間依次為每年的3月1日，自殺人數138.0人;6月1日，118.6;5月31日，115.6人;11月1日，114.0人。自殺人數最少的時間為12月30日，55.2人，以下的事件依次為12月31日，12月29日，8月12日，1月2日。而中國“沖動性自殺”顯示出高達60%的比例，至少目前還沒有時間相對集中的數據顯示。

中國農村自殺率明顯高于城市，女性多于男性，這與女性人群、農村人群的生存條件、面對的生活壓力，面對生存危機和風險的能力均具相關性。上述兩大弱勢群體伴隨生活條件、生態環境的改善，自殺的概率或有較大的變化。

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空巢”老人正忍受著晚年的孤寂。現今老年人多元化需求常常被親屬乃至社會所忽視，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狀況很不樂觀，其中的些人患上抑郁癥并導致自殺行為等嚴重的后果。老年人已成中國自殺率最高的人群，占每年自殺人群的36%，每3自殺的人中就有1個是老年人。每年至少有1萬55歲以上老年人自殺死亡。

著有《自殺論》的法國社會學家迪爾凱姆(又譯作涂爾干)在一百多年前就說過，“自殺不應以個人心理探討，自殺是社會影響個人的”，是“失范”。他認為，“任何事件都不是自殺的特定原因”，因為自殺并不是一種簡單的個人行為，而是對正在解體的社會的反應。由于社會的動亂和衰退造成了社會一文化的不穩定狀態，破壞了對個體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社會支持和交往。因而就削弱了人們生存的能力、信心和意志，這時往往導致自殺率的明顯增高。

所以，把自殺的原因僅限于個體自身的原因是很狹隘的，任何以個體的、個別的原因去解釋富士康“十一連跳”，都難以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其他自殺事件也一樣。我們應該把自殺事件提高到社會層面上來。對于不同個體，外界生態環境的制約影響固然會有千差萬別，但外界生態環境的優化，顯然是減少此類慘劇發生的根本條件。這不僅因為外界生態環境的優化會減少此類慘劇發生的誘因，而且因為個體的內生態環境本身，也是外界生態環境的產物，是外界生態環境所派生的。一個人只有在無法面對現實、看不到生活的意義和希望時，才會選擇輕生。

中國農村自殺率明顯高于城市，女性多于男性，這與女性人群、農村人群的生存條件、面對的生活壓力，面對生存危機和風險的能力均具相關性。上述兩大弱勢群體伴隨生活條件、生態環境的改善，自殺的概率或有較大的變化。

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越來越多的“空巢”老人正忍受著晚年的孤寂。現今老年人多元化需求常常被親屬乃至社會所忽視，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狀況很不樂觀，其中的些人患上抑郁癥并導致自殺行為等嚴重的后果。老年人已成中國自殺率最高的人群，占每年自殺人群的36%，每3自殺的人中就有1個是老年人。每年至少有1萬55歲以上老年人自殺死亡。

同樣，老年人成為自殺的高危人群，抑郁癥的高發人群，也與他們的生活條件、生態環境的惡化密切相關。家庭地位、社會地位的下降，家庭、社會支持的缺失，整個社會尊老風氣的式微，都是老年人自殺現象的原因。

那么，對于老年人自殺現象的危機干預，最根本的路徑就在于給他們面對現實的勇氣和力量，讓他們看到生活的意義和希望。無疑，這有待于從根本上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優化他們生存的社會生態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