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的學習壓力太大了，那我們想辦法給孩子快樂的童年;孩子的學習生活太枯燥，那我們帶著孩子行萬里路;都說現在的孩子沒有自由，那我們讓孩子自己決定每一件事……當我們把孩子是否幸福當做人生頭等大事時，我們卻真的讓孩子們成了一個不快樂的人。——洛利·高特列,身為母親的一位美國心理治療師，用親身經歷告訴了我們這個道理。

如果說我大學里確實學到了什么，那就是詩人菲利普·拉金的話確實有道理——“他們害了你，你爸和***。雖然不是故意的，但他們的確害了你。”

當時我生下兒子不久，重返學校修讀臨床心理學。腦中想著孩子，手頭卻還要準備期末論文。當然每個人都知道，能干的媽媽和每天孩子回家都捧上牛奶與親手烘焙餅干的媽媽，會培養出完全不同的孩子。但我們多數人落在這兩個極端之間，而在這個區間，很多事情一不小心就會做錯。

作為一名媽媽，我很想做對的事情。但什么才是“對”的呢?——過去所有研究都表明：如果不了解孩子，或者給予他們的愛太少，幾十年后，他們就很可能會走進心理治療診所(如果有足夠的鈔票支付這筆賬單)，拿著一盒紙巾聲淚俱下地回憶著媽媽對他做了什么，爸爸又沒做到什么——每周50分鐘，有時長達數年。

但眼前的這個案例卻把我難住了。這個名叫麗茲的姑娘20多歲，聰慧美貌，有牢靠的友情、親密的家庭，還有極度空虛的感覺。她之所以來咨詢，是因為她“就是不快活”。令人沮喪的是，她不知道自己到底對什么不滿。她有一對“棒極了”的父母，兩個出色的手足，支持她的朋友，教育、工作、身體、房子乃至丈夫無一不是很出色，而且家族史上沒有抑郁癥或焦慮癥病人。那為什么她老是失眠、猶疑不定、怕犯錯誤、無法堅持自己的選擇呢?為什么她認為自己不像父母一直評價的那樣“驚人”、覺得“心中總有一個空洞”呢?

類似的病人越來越多，我的沙發上坐滿了麗茲這樣二三十歲的成年人，這些病人都說到他們是多么“崇拜”父母，說父母是自己在這世上“最貼心的朋友”!一句話，這些父母很“體貼”，投入地引導我的病人們順利通過童年的種種考驗和磨難。

直到有一天，另一個問題浮現在我腦海：這些父母是否做得太多了?無數人都在努力地做好父母，就是為了今后自己的孩子不至于淪落到心理醫生的沙發上，但最終他們的孩子卻在訴說他們感覺空虛、迷惑、焦慮。我讀博士時，學院里的臨床焦點在于缺乏父母體貼如何影響孩子，誰都沒有想到問一問，如果父母過度體貼，這些孩子又如何呢?

1 當孩子的幸福成為終極目標

“幸福作為生活的副產品，是很棒的一個東西，”斯沃斯莫爾學院社會學教授巴里·施瓦茲說，“但把幸福作為目標來追求，只會導致災難。”而現代很多父母正是孜孜不倦地追求著這個目標，避免孩子的不幸福，結果卻適得其反。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精神病醫生保羅·波恩在臨床實踐中發現，很多父母會盡一切可能避免孩子體驗到哪怕一丁點的不適、焦慮或者失望。那么當孩子長大，面對正常的挫折，就以為事情嚴重出錯了。

在美國，育兒一直是個爭議話題，而且不同門派之間，一直劍拔弩張：親密育兒派vs嚴格教導派，兒童中心派vs家長中心派……即便在推崇“別過多擁抱你的孩子”的上世紀20年代(行為主義心理學家約翰～華生在其著名育兒指南里寫道“當你身不由己地想愛撫孩子時，記住母愛是一件危險的工具”)，所有育兒法的根本目的是一樣的：將孩子培養為有能力的幸福成年人。

當學步兒在公園里被石頭絆到，剛剛倒地，還沒來得及哭呢，一些父母就會飛撲過來，抱起孩子，開始安慰。這事實上剝奪了孩子的安全感——這些孩子上大學時，會因為最小的麻煩發短信給父母求救，而不會自己找辦法解決問題。假如，當孩子被石頭絆倒，父母允許她自己恢復一秒鐘再去安撫，孩子就學習到“剛才挺嚇人的，但我現在沒事兒了。如果有不快的事情發生，我能自己擺平。”波恩說，多數情況下，孩子會自己應付得很好，但很多父母永遠弄不懂這一點，他們忙于過早伸出援手。

這讓我回憶起兒子四歲時，我一個朋友死于癌癥，我當時第一想法是：不能告訴他。因為所有育兒書都說，得知親友的死訊對于孩子來說太可怕了，所以，在不說謊的情況下(我們這些明理的、體貼的家長可不能對孩子撒謊啊)，我只好給這個不幸的消息裹上一層保護，雖然我也知道這擋不住兒子那折磨人的“為什么”。

最終，我把真相告訴了兒子。他問了很多問題，但并未因為震驚而昏倒。相反，通過告知他這件事，我傳達了一個信息：我相信他可以忍受悲傷和焦慮，而我會在一旁幫助他渡過難關。如果不告訴他，則傳達了另外一種信息：我覺得他處理不了難受。而這正是很多成人每天以隱含的方式向孩子傳達的信息。

哈佛大學講師、兒童心理學家丹·肯德隆表示，如果孩子不曾體驗痛苦的感覺，就無法發展“心理上的免疫力”。“這就像身體免疫系統發育的過程，”他解釋說，“你得讓孩子接觸病原體，不然身體不知如何應對進攻。孩子也需要接觸挫折、失敗和掙扎。我認識這樣的父母：一旦孩子沒有入選棒球隊或者在全校演出里獲得角色，他們就給學校打電話。如果孩子說他不喜歡一起乘車上學的另一個孩子，父母不是讓孩子學會如何容忍他人，而是親自開車送孩子上學。這些孩子直到青春期都沒有體驗過任何困苦。所謂文明，就是學會適應不夠完美的情況，但父母常常遇到不快即刻出手，為孩子鋪平道路。”

洛杉磯臨床心理師溫迪·莫格爾，10年前出版了《放下孩子》一書后，成為美國多所學校的顧問。她告訴我，過去幾年間，大學招生部主任們匯報，現在“茶杯”式新生越來越多——他們是如此脆弱，稍稍碰壁，就有可能碎掉。“父母出于好意，在其整個童年期替他們消化掉了所有的憂慮，”莫格爾評論說，“結果他們長大后不知如何面對挫折。”

2 父母應該每天為孩子未來的離開做準備

每年開學時，父母們賴在校園里不走，大學管理者不得不動用各種招數進行“驅趕”。芝加哥大學在開學典禮結尾時加了一曲風笛演奏——第一曲帶領新生到下一個活動場合，第二曲意在把家長從孩子身邊趕開。佛蒙特大學聘用了“家長驅逐員”，專門負責把緊跟不放的家長擋在門外。很多學校還指定了非正式的“家長接待院長”，專門對付難纏的成年人。近幾年有很多文章探討為什么那么多二十幾歲的年輕人拒絕長大，但問題往往不在于孩子拒絕分離和個體化，而在于父母阻撓他們這樣做。

這也許就是麗茲那樣的病人最終會出現在心理醫生面前的原因。洛杉磯家庭心理師杰夫·布盧姆說，“一個孩子應該體驗正常的焦慮，才會有適應性。如果我們希望孩子長大后更加獨立，就應該每天為他們將來的離開做好準備。”

布盧姆相信，我們很多人根本舍不得孩子離開，因為我們依賴他們來填補自己生活中的感情空洞。“我們把自己的需要和孩子的需要混淆了，并認為這是最佳育兒之道，”布盧姆解釋道。

去年十月，在為《紐約時報雜志》撰寫的一篇文章中，路易斯安那州一名媽媽瑞內·巴徹描述了送女兒去美國東北部上大學后她的空虛感。巴徹本來想從其他身為人母的朋友那里得到一些安慰，沒想到人家正忙著給孩子的大學宿舍買冰箱，或者沖回家幫助中學生孩子關電腦。于是巴徹也不時去女兒宿舍，找各種借口挑剔女兒的寓友，以幫忙搬家為由待上很久。

巴徹這樣的媽媽并不罕見。“被愛和被時時監控之間是有區別的，”丹·肯德隆說。他承認甚至連他自己都在糾結。“我馬上就變成空巢家長了，有時我都想把孩子的大學申請表給燒了，這樣我就有人陪伴了。我們的社區比以前小了——我們成年后幾乎與世隔絕，更多的人離婚——我們真心想與孩子相處更多時光。我們渴望甚至有賴于他們把我們當成知己，而不是僅僅要他們感念我們。當孩子為小事求我們幫忙時，我們不但不生氣，反而鼓勵他們這樣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