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formity)：是指人們自覺不自覺地以多數人的意見為準則，作出判斷、形成印象的心理變化過程。 這是指作為受眾群體中的個體在信息接受中所采取的與大多數人相一致的心理和行為的對策傾向。從眾是合乎人們心意和受歡迎的。不從眾不僅不受歡迎，還會引起災禍。例如，車流滾滾的道路上，一位反道行駛的汽車司機；彈雨紛飛的戰場上，一名偏離集體、誤入敵區的戰士；萬眾屏氣靜觀的劇場里，一個觀眾突然歇斯底里的大聲喊叫……公眾幾乎都討厭越軌者，甚至會對他群起而攻之。 一是受眾對已經有了定論的職業傳播者和信息作品，幾乎沒有人會再提相反的意見； 二是從眾能夠規范人們接受行為的模式，使之成為一種接受習慣； 三是某種一致性的群體行為能夠形成接受“流行”，如“流行歌曲”、“流行音樂”、“新書熱”等； 四是會對那些真正富有獨創意義的信息作品加以拒絕，從而挫傷少數傳播者探討真理的積極性； 五是多少抑制了受傳者理解信息的個人主觀能動性。因此，也是優點與缺點并存、有利與不利同在。 作為一個心理學概念，是指個體在真實的或臆想的群體壓力下，在認知上或行動上以多數人或權威人物的行為為準則，進而在行為上努力與之趨向一致的現象。既包括思想上的從眾，又包括行為上的從眾。從眾是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現象，本身并無好壞之分，其作用取決于在什么問題及場合上產生從眾行為，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是具有積極作用的從眾正效應； 二是具有消極作用的從眾負效應。 積極的可以互相激勵情緒，做出勇敢之舉，有利于建立良好的社會氛圍并使個體達到心理平衡，反之亦然。 通常從眾行為的結果有三種可能性：一是積極的一致性；二是消極的一致性，三是無異議的一致性。 概述 當個體受到群體的影響（引導或施加的壓力），會懷疑并改變自己的觀點、判斷和行為朝著與群體大多數人一致的方向變化。也就是通常人們所說的“隨大流”。 例子 是一種追隨別人的行為的常見的心理效應。這種效應有時是積極的，如別人獻血你也去獻；有時是消極的，如看到別人在公園摘花，自己也跟著去摘花。 有這么一個實驗：某高校舉辦一次特殊的活動，請德國化學家展示他最近發明的某種揮發性液體。當主持人將滿臉大胡子的“德國化學家”介紹給階梯教師里的學生后，化學家用沙啞的嗓音向同學們說：“我最近研究出了一種強烈揮發性的液體，現在我要進行實驗，看要用多長時間能從講臺揮發到全教室，凡聞到一點味道的，馬上舉手，我要計算時間。”說著，他打開了密封的瓶塞，讓透明的液體揮發……不一會，后排的同學，前排的同學，中間的同學都先后舉起了手。不到2分鐘，全體同學舉起了手。 此時，“化學家”一把把大胡子扯下，拿掉墨鏡，原來他是本校的德語老師。他笑著說：“我這里裝的是蒸餾水！” 這個實驗，生動的說明了同學之間的——看到別人舉手，也跟著舉手，但他們并不是撒謊，而是受“化學家”的言語暗示和其他同學舉手的行為暗示，似乎真的聞到了一種味道，于是舉起了手。 有一個晴朗的夜晚，滿天星斗，許多人站在車站站臺上等待即將到來的火車。此時，一個人仰著脖子晃動著腦袋往天上尋看，在一旁的人好奇的以為他看到的人造衛星、流星或不明飛行物，也跟著向天空動張西望。其實，這位先生只是脖頸酸痛，他是在做放松活動，并非觀察天空。那些跟著仰望星空的人實際上是被左右了。 積極的可以互相激勵情緒，作出勇敢之舉；消極的則互相壯膽干壞事——如看到別人亂穿馬路，不少人也跟著走捷徑。有人正是利用來行騙人之術，最生動的例子是玩所謂的“三張牌”，讓人押寶。猜紅桃A在哪里，可押50元、100元、200元。此時總有三五個人搶著參與，而不明真相的人不知道他們是“托兒”，被激化，也參加押寶。當然，結果肯定要輸——因為最初參與的三五人同莊家全是一伙的。 聚眾鬧事行為多是由于個性化效應和激發起來的沖動行為。 故事 　　一個老者攜孫子去集市賣驢。 　　路上，開始時孫子騎驢，爺爺在地上走，有人指責孫子不孝；爺孫二人立刻調換了位置，結果又有人指責老頭虐待孩子；于是二人都騎上了驢，一位老太太看到后又為驢鳴不平，說他們不顧驢的死活；最后爺孫二人都下了驢，徒步跟驢走，不久又聽到有人譏笑看！一定是兩個傻瓜，不然為什么放著現成的驢不騎呢？ 　　爺爺聽罷，嘆口氣說“還有一種選擇就是咱倆抬著驢走了。” 　　這雖然是一則笑話，但是卻深刻地反映了我們在日常生活中習焉不察的一種現象――。所謂，是指個體受到群體的影響而懷疑、改變自己的觀點、判斷和行為等，以和他人保持一致。 　　在生活中，每個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從眾傾向，總是傾向與跟隨大多數人的想法或態度，以證明自己并不孤立。研究發現，持某種意見的人數的多少是影響從眾的最重要的一個因素，“人多”本身就是說服力的一個明證，很少有人能夠在眾口一詞的情況下還堅持自己的不同意見。 實驗 　　在研究從眾現象的實驗中，最為經典的莫過于“阿希實驗”。 　　1952年，美國心理學家所羅門·阿希設計實施了一個實驗，來研究人們會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他人的影響，而違心地進行明顯錯誤的判斷。他請大學生們自愿做他的被試，告訴他們這個實驗的目的是研究人的視覺情況的。當某個來參加實驗的大學生走進實驗室的時候，他發現已經有5個人先坐在那里了，他只能坐在第6個位置上。事實上他不知道，其它5個人是跟阿希串通好了的假被試（即所謂的“托兒”）。 　　阿希要大家做一個非常容易的判斷---比較線段的長度。他拿出一張畫有一條豎線的卡片，然后讓大家比較這條線和另一張卡片上的3條線中的哪一條線等長。判斷共進行了18次。事實上這些線條的長短差異很明顯，正常人是很容易作出正確判斷的。 　　然而，在兩次正常判斷之后，5個假被試故意異口同聲地說出一個錯誤答案。于是許多真被試開始迷惑了，他是堅定地相信自己的眼力呢，還是說出一個和其它人一樣、但自己心里認為不正確的答案呢？ 　　從總體結果看，平均有33％的人判斷是從眾的，有76％的人至少做了一次從眾的判斷，而在正常的情況下，人們判斷錯的可能性還不到1％。當然，還有24％的人一直沒有從眾，他們按照自己的正確判斷來回答。 　　木秀于林，風必摧之，壓力是從眾的一個決定因素。在一個系統內，誰作出與眾不同的判斷或行為，往往會被其它成員孤立，甚至受到嚴厲懲罰，因而某個系統內的成員的行為往往高度一致。美國霍桑工廠的實驗很好的說明了這一點：工人們對自己每天的工作量都有一個標準，完成這些工作量后，就會明顯的松弛下來。因為任何人超額完成都可能使管理人員提高定額，所以，沒有任何人去打破日常標準。這樣，一個人干得太多，就等于冒犯了眾人；但干得太少，又有“磨洋工”的嫌疑。因此，任何人干得太多或者太少都會被提醒，而任何一個人冒犯了眾人，都有可能被拋棄。為了免遭拋棄，人們就不會去“冒天下之大不韙”，而只會采取“隨大流”的做法。 　　巴菲特在貝克夏·哈斯維公司1985年的年報中講了這樣一個故事一個石油大亨正在向天堂走去,但圣·彼得對他說“你有資格住進來,但為石油大亨們保留的大院已經滿員了,沒辦法把你擠去。” 　　這位大亨想了一會兒后,請求對大院里的居住者說句話。這對圣·彼得來說似乎沒什么壞處,于是,圣·彼得同意了大亨的請求。這位大亨攏起嘴大聲喊道“在地獄里發現石油了!”大院的門很快就打開了,里面的人蜂擁而出，向地獄奔去。 　　圣·彼得非常驚訝,于是請這位大亨進入大院并要他自己照顧自己。大亨遲疑了一下說“不,我認為我應跟著那些人,這個謠言中可能會有一些真實的東西。”說完，他也朝地獄飛奔而去。 　　一味盲目地從眾，可以扼殺一個人的積極性和創造力。能否減少盲從行為，運用自己的理性判斷是非并堅持自己的判斷，是成功者與失敗者的分水嶺。 　　小澤征爾有一次去歐洲參加指揮家大賽，在進行前三名決賽時，評委交給他一張樂譜。演奏中，小澤征爾突然發現樂曲中出現了不和諧的地方，以為是演奏家演奏錯了，就指揮樂隊停下來重奏一次，結果仍覺得不自然。 　　這時，在場的權威人士都鄭重聲明樂譜沒有問題，而是他的錯覺。面對幾百名國際音樂權威，他不免對自己的判斷產生了動搖。但是，他考慮再三，堅信自己的判斷沒錯，于是大吼一聲：“不，一定是樂譜錯了！”他的喊聲一落，評委們立即向他報以熱烈的掌聲，祝賀他大賽奪魁。原來，這是評委們精心設計的“圈套”，以試探指揮家們在發現錯誤而權威人士又不承認的情況下是否能堅信自己的判斷。 　　大多數都認為從眾行為扼殺了個人的獨立意識和判斷力，因此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但實際上，對待從眾行為要辨證地看。 談判中的陷阱—— 旅鼠是愚蠢的動物。在群體遷徙中，當一只受到驚嚇的旅鼠跳下懸崖時，其他的旅鼠也會盲目地跟著它跳下去。這就是。人往往會被身旁多數人的行為，心情感染，在形勢比較好的時候從眾；在遇到危機的時候，迷茫了也會從眾。舉個例子來說，有的人在交易過程中也很可能為房子、畫作和公司開出越來越高的價格，僅僅因為其他人—大多數是他們沒見過的陌生人—愿意開出類似的價格。要融入集體或隨大流的心態是導致這種行為的強大因素。這種心態在告訴你，別想了，跟著大家做就行了。只有聰明的談判者才不會上當。為了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我們應采取以下策略： 首先，對任何“熱點”都持冷靜態度，做好熱門交易都極有可能迅速變“冷”的心理準備，迅速設立停損位，一旦熱點變冷，接近停損位，立即出手。在我們進行一筆大交易之前要有耐心，花點時間進行大量的市場調查、實地考察和分析工作。抵制迅速達成交易的誘惑。 然后，對于熱點我們要關注長期利益，警惕那些基于“早進場，早得利”理念的交易。這種交易的高風險可謂是名聲在外。最后，我們要學會逆向思維， 趕潮流的人通常要為此付出巨大代價。因此，要逆潮流而動，挖掘從長遠來看有很大發展潛力而當下還不流行的機會。這是針對“熱點”，相反針對冷點呢，危險中有機會，也不要從眾。就像現在股票，我一個朋友在上證A股指1296的時候賣房子賣車子，二百多萬投進去，現在已經有將近23倍的利潤。而在半個月前，他已經徹底退出股市，連基金都不買了，到內地大城市去買房子。 那么我們怎樣利用人們的這種從眾心理呢？首先要他們慢慢認定一個趨勢。然后他們才會從懷疑到相信，從相信到信任，從信任到信賴，從信賴到狂熱。怎樣達到這個目的呢？每一個階段都讓他們獲利，但是讓他們為了獲得更多，投入更多，最后就是我們收獲時間。 由想到的 　　假如你是十字路口上的一位行人，紅燈亮了，然而路面上并無車輛行駛。這時候，由一人不顧紅燈的警告穿越馬路，接著兩人、三人……人們蜂擁而過，置身其中的你會怎么做呢？倘若你還留在原地，不但別人會說你傻，恐怕連你自己也會這樣認為了，這就是被稱為“”的現象。 一件事情，首先不論好壞，只要由人敢做，其他人便蜂擁而至。“一人膽小如鼠，二人氣壯如牛，三人膽大包天”，反正人多，誰怕誰？于是生活中由許多的現象由于眾人的參與而被披上了合理的外衣，譬如隨地吐痰，隨處小便，隨意跨欄……若是不幸被人逮著，卻極為憤憤不平了：憑什么單抓我了？由本事你把所有xx的全都抓來？盡管如此，“隨意”仍在繼續。大家只是想：被逮著了算倒霉，這等方便，不干白不干。中國人是很會圖方便的，于是我們貪圖小利的心理在這里暴露到極致。 我們常常認為大眾承認的東西就是好的。對于每樣新鮮事物，一個人做，那叫“傻子”；兩三個人做，被稱為“從眾”；十幾個人乃至百千人做，則可以稱之為“流行”了。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無法自已，我們很難自已，因為誰都不愿搞特殊，受嘲諷，到頭來鬧個“傻子”的“罪名”。 那么，同樣的情況在西方發達國家又是怎樣呢？ 有這樣一個真實的故事。一個中國人站在西方發達國家的一個十字路口，紅燈亮了，路面上沒有車輛行駛。中國人習慣性地穿越馬路，走到一半突然發現前后沒人，回頭望去，外國人全部秩序井然地站在原地等候，其中一人詫異地看著他：“你有毛病啊？！”中國人臉刷地紅了，羞愧地退回到人群中。幾個月后，中國人回祖國探親。一次在一個十字路口，照例的紅燈亮了，路面上沒有車輛行駛。中國人習慣性地站在原地等候，卻見周圍的人全部若無其事地橫穿馬路，其中一人詫異地看著他：“你有毛病啊？！”那個中國人愕然了。 這個故事以含淚的幽默告訴我們什么？是簡單的入鄉隨俗嗎？為什么人家就能這么文明？為什么我國國民每年因車禍造成的死亡率居高不下？為什么我們在有人已付出血的代價后還要去重蹈覆轍？在有些外國人眼里，對我們這種行為的解釋甚至是“中國人太多了，死幾個不要緊的”，真是這樣嗎？ 警惕“” 假如每一片云都一模一樣，“黃山云海”又怎能令人稱奇？假如每朵花都如出一轍，那梅菊又怎能在文人筆下生輝？假如每棵樹都懼高怕危，松柏又怎能在萬綠叢中鶴立雞群？自然界如果從眾，我們將喪失許多美麗；人如果一味從眾，也終將跌入失敗的谷底。 “”是對科學的扼殺。許多的創造發明都是對思維定式的挑戰，許多科學理論的提出也都是對傳統權威進行沖擊。假如科學家們一味從眾，又怎能讓科學真理的光芒普照大地？當人們一味迷信亞里士多德的權威時，只是伽俐略沒有從眾，堅持自己的科學理論，用活生生的實驗挑戰權威，反對從眾，從而讓科學之光照亮大地。當人們都對“地球中心說”深信不疑時，只有哥白尼沒有跟隨世人的步伐，從而走來了“太陽中心說”的道路。假如伽俐略和哥白尼他們也一味從眾，不懂創新，那么科學和真理將不知何時重見天日。 “”可以埋沒真理，同樣也埋沒優秀的文學作品。當文人們都畏懼文字獄。不敢進行文學創作，醉心于古籍整理之時，而家破人亡的曹雪芹依舊冒著生命危險進行《紅樓夢》的創作。如果他也一味從眾，那么中國的小說史上將喪失一顆璀璨的明珠，曹雪芹也不會在眾多文人中脫穎而出，流芳百世。當世人都鄙視恥辱，為保名節而選擇死亡之時，司馬遷頂住了巨大的壓力毅然選擇了宮刑。當他遭人唾棄之時，當他不被世俗所容之時，他依舊沒有像先前許多仁人志士為保名節而自殺。這樣“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的《史記》才能得以保全。試想一下，如果曹雪芹和司馬遷都隨波逐流，踐行“”，那中華文學史將會失色不少。 當今世界，是個性解放的世界。社會需要的是多種多樣的人才。對于高三畢業生來說，在選擇專業，確立志向之時，就不可跟隨“”，盲目選擇所謂熱門專業，否則自己的真正價值得不到體現，后悔的將是我們自己。 “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吧！”擺脫“”，創造一個只屬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結論 　　在特定的條件下，由于沒有足夠的信息或者搜集不到準確的信息，從眾行為是很難避免的。通過模仿他人的行為來選擇策略并無大礙，有時模仿策略還可以有效地避免風險和取得進步。 不顧是非曲直的一概服從多數，隨大流走，則是不可取的，是消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