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術教育心理學的建立離不開歷史上思想家對美術教育心理的論述，離不開我國和世界其他國家的學者基于個體發展和社會文明的需要對美術教育心理問題的研究，美術教育心理學的建立也是我國當代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的必需。

在歷史上，哲學家、美學家、教育家對美術教育從不同角度進行了論述。

首先，關于教育的起源，有一種說服力的觀點認為，人類社會發展的最早階段—原始社會即有了教育。包括恩格斯在內的學者認為：“兒童屬于社會全體，所以原始公社的成員集體地實施他們對兒童的教育。他們使兒童養成必要的生活習慣和勞動技能，使兒童認識整個部落的風俗，教兒童履行那些伴隨著原始人民生活的各種儀式”

普列漢諾夫認為：“在原始狩獵社會里，書寫同時也就是繪畫”。原始人用繪畫圖象為同伴傳遞捕魚、狩獵的信息，同伴也必須能夠接受這一信息和傳遞同樣的信息。至于用符號和文字作為傳遞信息的工具，人們則更須經過傳授和學習方能掌握。至于原始人“在身上涂畫部落的標記”。以及畫部落的圖騰，其圖形具有的一致性，這恐怕也需要傳授吧，更何況為原始人刺復雜文身花紋的巫師的技藝呢。這樣說來出現美術的教學，當推至農業社會之前的狩獵時代。

古希臘哲人亞里斯多德(公元前381-前322年)主張用色彩、形狀、聲音、文字和調和、節奏教育年青人。這雖然見于文字記載，只能說明那時重視文藝的教育作用，而不能說明是否有學校的美術教育。

但是，我們從古希臘出現了諸如米隆(公元前479-前450年)、波利克利特(公元前460-前416年)、菲狄亞斯(公元前500-前432年)等等燦若群星的雕塑大師;出現了舉世聞名的《薩英德拉克的勝利女神》、《米洛的維納斯》、《阿里斯托芬像》、《命運三女神》……今人也難以達到的技巧精湛的雕刻作品來看，那個時代的奴隸主們，如果不受美術方面的教育，不具備對美術的審美理解力：從事藝術活動的奴隸們，如果不從小經過嚴格的技藝訓練，如果沒有高水平的雕刻家群體互相促進，如此精美的雕刻藝術作品的產生，則是令人難以解釋和理解的。

如果我們從秦始皇陵墓出土的兵馬俑軍陣加以推想，那么多威武雄壯的陶塑，需要有多少雕塑家為之制作呀!制作這數量龐大的雕刻群的過程，無疑也是培養了不少雕塑家的過程吧。至于從晉代開始的將整座鑿開鑿成數百數千個佛室殿堂的敦煌、麥積山、龍門等石窟，其工程是經歷數個朝代連續開鑿，付出了一代代人的勞動。許許多多的畫家、雕塑家在石窟內彩畫、彩塑、雕刻，度過了整整一生。兒子接替老子，徒弟承接師傅。這個石窟藝術開鑿的工地，不就是一所培養藝術家的大學校嗎。

作為有史可查的我國最早的真正的藝術學校，當是東漢靈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始建的“鴻部門學”。據《后漢書·孝靈帝記》載，“光和元年”“始置鴻都門學”“鴻都，門名也，于內置學。時其中諸生，皆勃州、郡、三公舉召能為尺犢辭賦及工書鳥篆者相課試，至千人焉”。可見鴻都門學，是經過考試錄取，設有文學創作，書畫等專業的最高的藝術學府。其學生受到朝廷的任用，“或出為刺史太守，人為尚書侍中乃有封候賜爵者”。為什么說鴻都門學是藝術學院而不是一般的文人學府呢?因為，當時并存著早就有的培養士大夫之人的最高學府太學和為幾家候族培養子弟的官邸學。此外，我們就鴻都門學的出現，遭到以蔡為首的一批人的反對，可為佐證。

唐朝是我國美術發展的繁榮昌盛時代，雖然未設畫院，但是，翰林院也羅致書畫家。由于唐太宗李世民、玄宗李隆基諸皇帝，特別喜愛繪畫書法，而賜畫家高官。大畫家閻立本在唐太宗時官拜工部尚書，高宗時官為右相。吳道子被唐玄宗封為“寧王友”于皇帝左右。正因為皇帝的喜愛，加之經濟的繁榮，使得唐代美術家燦若群星。名垂史冊的大畫家、大書法家即有閻立本、李思訓、吳道子、王維、曹霸、歐陽詢、褚遂良、顏真卿、柳公權、張旭、懷素等等。這么多杰出的大藝術家的出現，必然是在數量眾多的習藝者中產生的。

宋代不但設有畫院，而且在宋徽宗崇寧三年(1104年)開始設有畫學(即習畫學校)。《宋史·選舉志》中提到“畫學之業，曰佛道，曰人物，曰山水，曰鳥獸，曰花竹，曰屋木”，并且習讀《說文》《爾雅》《釋名》等。至大觀四年(1110年)畫學并入翰林圖畫局。宣和年間，畫學益興，徽宗親自出題取士，考試藝能。我國的美術教育制度至宋朝趨于完善。由于繪畫能手可得官祿，出身低微的民間工匠也可選入畫院，影響所致，全國習畫之風盛行。宋初，召畫玉清昭應官壁畫，應募者竟達三千人之多，便可窺見一斑。因此，宋朝成為我國繪畫史的黃金時代，出現了張擇端、李公麟、梁楷、范寬、郭熙、米莆、馬遠、夏圭、武宗元、李篙......等光燦青史的大畫家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