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常會有人抱怨做人真的是太難了，那么為什么那么多人都感覺做人那么難呢，是做人真的很難還是有其它的原因呢，下面就讓小編來給你講講做人難的心理原因吧，希望讓你可以更好的了解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做人難的原因啊。

小王好不容易謀得一份工作，想好好干一番事業。沒想到，他搶著為辦公室打開水，有人說他是為了提升;他給領導出謀劃策，有人說他顯擺;他受到表揚喜形于色，有人說他膚淺，表揚他若無其事，有人說他故作深沉;開會話多了，說他熱衷于表現，開會保持沉默，說他城府太深;他贊美別人是天生愛奉承，他從不贊美別人是目空一切自我中心;他笑多了是輕薄，他不笑有人說他苦瓜臉;同事鬧矛盾他去調解是多管閑事，他不調解是袖手旁觀心機叵測……“唉”，他身心疲憊，直感慨：“做人真難!”

中國式的人格只有在具體的人際關系中才能體現，自我與他人的疆界模糊不清。

“做人”這件事是帶有濃郁傳統風味的中國土特產，說白了是指接人待物的處世之道。西方文化中就找不到相應的固定詞匯，在英語里只有“to be”(成為你自己)，這有存在主義味道，和“做人”還隔了一段距離。小王“做人難”的感慨，其緣由是與中國人的人格構成分不開的。

中國文化沒有西方那種建立在自我意義上的抽象人格，它不傾向將個人從社會關系抽離出來進行自我反思。中國式的人格只有在具體的人際關系中才能體現，自我與他人的疆界模糊不清。“仁者人也”(《中庸》)，這是中國文化對“人”下的最為經典的定義。“仁”字從“人”從“二”，亦即是說，只有在二人的對應關系中，才能對其中一方定義。在傳統中國，這種二人對應關系包括：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中國人的人格構成中既然含有很重要的他人成分，那么也就產生了在別人面前“做人”的概念。

中國人的人格系統把“人”兩分為“身”與“心”，文化上用觀念形態表現出來，分別是道家與儒家。

美國孟菲斯大學歷史系教授孫隆基認為，中國人的人格系統把“人”兩分為“身”與“心”，文化上用觀念形態表現出來，分別是道家與儒家。儒家可以說是“心學”，道家則是“身學”，二者互為補充，影響著中國人的行為傾向。

中國人一般比較“人情味”：不輕易拒絕別人的要求，急人所難，忘我地為朋友辦事，甚至自己多吃一點虧也無所謂。這恰是“心”的表現，它要求人與人之間相互關照，關照的對象就是彼此之“身”，所以中國人打招呼就是：“吃了嗎?”或者“別來無恙?”這種心的靈犀由一人之身發出，到達對方之身，正是“仁”最要緊的元素。儒學也是“仁學”———這是中國文化大傳統的正統，也是一般中國人的常態所顯露的一面，所以中國人講究“心心相印”、“將心比心”，處處以對方為重。

而道家是反對二人關系而主張“一人”之身的。“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老子。法本第三十九》)在老子心目中，萬物都是從這個“一”派生出來的，像仁義一類的東西只是末流，最好能夠直接掌握到天地還未作二元分化之前的那個“道”。

儒道處世原則上的矛盾造成了中國人人格的雙面性因素，這也是“做人難”的根本原因。

其實，道家式的偏重個人，目的仍在于保身養身，希冀“天地與我并生”。這種目的是現世的，甚至是自私的。它反映的也是文化深層中個體愛惜皮毛、明哲保身、不要好出頭的傾向，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表現就是活命哲學和烏龜哲學。

如老子所言“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這套哲學亦包括如何利用二人關系，用“忘其身”的姿態來作為“利吾身”的伎倆。不少傳統士大夫“退隱終南”，也不過是宦海失意后力圖東山再起。中國人往往養成“多吃一點虧”的習慣，方便以后在對方面前“吃得開”，吃虧倒成了使自己得益的方法。這個傾向甚至墮落成一種陰謀術，即如何利用欲取先予、欲擒故縱、欲貶先揚、以退為進的方式去算計別人，達到為自身利益服務的目的。

因此，在陰陽調和、儒道合用的中國文化里，才會一方面出現“忘我無私”的姿態，另一方面又存在難以說清的“私心”。儒道處世原則上的矛盾造成了中國人人格的雙面性因素，這也是“做人難”的根本原因。

儒家得思想是很多人的思想，在我們的生活無不透入著儒家的思想的影響，做人難的原因也是因為儒家的思想造成的，這些就是所有儒家思想所帶給我們的了，你知道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