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是人際的存在 　　在沙利文看來，人是人際的存在。人在本質上是離不開人際情境的，人只有在人際情境中才能生存，才能發展。沙利文借用了生物學的三個原理說明了這一點。 （１）共同生存原理，指生命離不開它所必需的生存環境，有機體的生存有賴于同環境不停地進行能量交換。但沙利文指出，人不同于植物和動物，人的生存所必需的環境包括文化環境，而文化是從屬于人的抽象，人與文化的關系實際上就是人與人的關系，所以，人的生存離不開人際關系。 （２）組織結構原理，是指生命體的靜態構成和變異重組。這是指人的身體構造適合于同環境進行能量交換，共同生存。 （３）機能活動原理，指生命體在環境中的復雜反應。根據以上三個原理，沙利文認為，不應該像弗洛伊德那樣孤立地研究人的心靈，而應該研究個體與必需的生存環境的關系，研究人際關系。須特別指出的是，沙利文所說的人際關系既是個人與真實的他人的關系，也是指個體與幻想的心象的關系，沙利文以為，應該從際關系著手去探究焦慮和精神病的根源。 　　沙利文認為，人有滿足的需要和安全需要。滿足的需要包括軀體的需要和與他人進行情緒性接觸的需要。有些滿足的需要是生來就有的；而大部分滿足的需要則是在發展過程中逐漸出現的。安全的需要主要是指逃避焦慮的需要，安全需要主要是人際的、心理的、而身體的、個人的。這種需要受到文化的制約，與求得贊許和特權的需要有關。人只有通過與他人的相互作用，才能滿足自己的需要。如嬰兒因饑餓而哭叫，引發母親的柔情，同時激起乳汁的分泌。這時，母嬰的需要是互補的，嬰兒需要吸吮乳汁，母親則需要嬰兒來吸吮，這樣母嬰之間成功地實現了能量交換，使嬰兒的需要得到了滿足。母嬰之間這種需要互補、相互滿足的關系謂之“一體化”（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沙利文認為，人所有的滿足需要都是通過“一體化”得到滿足的。因此，沙利文認為“嬰兒的每一種需要，一開始就是一種人際需要”。 　　同樣，人的安全需要也只有在人際情境中才能得到滿足。 二、焦慮是人際關系分裂的表現 　　沙利文認為，人與其必要環境構成“人際場”。這個場通常處于不平衡狀態。不平衡的根源有二，一是軀體需要沒有得到滿足而導致張力的存在；二是由焦慮導致張力的存在。 　　沙利文認為，焦慮是人際關系分裂的表現；人際關系分裂是焦慮的根源。當個體獲取需要滿足的方式受到重要的他人的譴責，或者有可能受到重要的他人譴責時，個體就會產生焦慮。重要的他人是指那些通過反映性評價傳遞文化標準的人，如父母、教師、警察。在成長過程中，我們都是按照與我們結成“一體化”情境的重要人物的反應性評價來界定自 己，以他們傳遞給我們的標準來評價自己的。那么，重要的他人的否定性評價為什么會引起我們的焦慮呢？ 　　這就必須聯系沙利文對發展的看法。他認為，發展就是不斷地從動物性的人向社會性的人轉化的過程。成長的個體負有這樣一個任務，那就是不斷地獲得社會性，成為為他人和社會所接受的人。如果受到重要的他人的譴責，個體就會意識到，自己還沒有為社會所接受，還是個“不充分的人”，這時就喪失了人際安全感，從而產生強烈的焦慮。 　　沙利文認為，在人際情境中，人所感受到的焦慮強度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譴責者的重要性，這既指他人實際的重要程度，也指在個體想象中的重要程度。譴責者越重要，則個體的焦慮就越強烈。如，母親對嬰兒來說是十分重要的，因為只有她才能滿足嬰兒的需要，故嬰兒在感受到母親的譴責時，就會產生強烈的焦慮。二是譴責者態度的嚴厲性 　　沙利文認為，存在各種不同程度的焦慮，他只論及輕度焦慮和嚴重焦慮。他認為，人際情境必然會導致焦慮體驗，在日常生活中，大多數人都會產生輕度焦慮。他把人際情境中的人形象地比作是冒著焦慮的密雨前行。輕度焦慮具有社會化功能。在日常人際情境中，焦慮促使個體根據重要的他人對自己的要求調整自己的行為。嚴重焦慮只有嬰兒和心理病態的人才會感受到，它能使個體喪失記憶，忘卻那些導致嚴重焦慮的事件。大多數人都難于適應導致嚴重焦慮的情境 三、“焦慮傳遞說” 　　在人生之初，焦慮是怎樣發生的呢？其機制是什么？沙利文提出的“焦慮傳遞說”，對此作出了簡要說明：“當撫養者表現出焦慮的張力時，就會引起嬰兒的焦慮”。 　　如果撫養者對我們充滿愛心和關懷，我們就會感到愉快；反之，如果撫養者對我們漠不關心，我們就會感到焦慮。 　　撫養者所表現出的焦慮張力，之所以會引起嬰兒的焦慮，就是因為撫養者與嬰兒之間存在著“移情聯結”。移情就是指在特定情境中，對他人情感的體驗。如當孩子做錯事時，母親就會責備他，孩子能從母親的一系列懲罰性姿態中，理解母親此時此刻對他的態度，這樣，他就喪失了人際安全感，產生焦慮。故，沙利文認為，沒有移情能力的人，不會產生焦慮。沙利文認為，焦慮對人際“一體化”具有破壞作用，它妨礙了需要的滿足。焦慮使人寢食難安、使人難于同他人交流情感。 四、自我系統和防御動能 　與弗洛作德相似，沙利文認為，嬰兒在忍受焦慮時，是被動、無能的。究其原因，是其起防御作用的自我系統（self—system）尚未發展、成熟。自我系統既有滿足軀體需要的功能、又有防御焦慮的功能。但它主要是一種防御機制，是“用以避免焦慮程度提高的經驗組織”。它是由好我、壞我和非我這三部分組成的，而這三者的形成又同個體的焦慮經驗密切相關。具體情況如下： 　 在早期，兒童將所有引起他焦慮的人都“擬人化”為“壞母親”，而將所有使他愉悅的人 都“擬人化”為“好母親”，并且，逐漸能夠區分與“好母親”、“壞母親”有關的信號，如微笑、皺眉等表情、體勢。這些信號“登記”在兒童的腦海中。這樣兒童就能夠估計到“壞母親”是否會出現，并且，逐漸意識到自己的母親有時是以“好母親”的形象出現，有時以“壞母親”的形象出現。也就是說，她有時表現出焦慮的張力，有時并不表現出焦慮的張力。同時，兒童還漸漸認識到，自己的有些行為會使母親焦慮，而又有些行為則不會使母親焦慮。基于這一發現，嬰兒就逐漸發展出一套復雜的過程，用以控制母親的焦慮，并進一步通過“移情聯結”來控制自己的焦慮。使需要得到滿足，同時又受到重要的他人贊許的行為和經驗，構成“好我”；使需要得到滿足，但在某種程度上，受到重要的他人反對的行為和經驗，構成“壞我”；既沒有使需要得到滿足，又受到重要的他人強烈譴責的行為和經驗，構成“非我”。 　 由此可見，沙利文所說的自我系統，也是人際關系的產物，是社會性的。拿沙利文自己的話來說，自我系統“是我們在重要的他人對我們的反應中得到的所有經驗因素的集合，換言之，我們的自我是我們的人格映象的集合，這種映象是從同我們打交道的人那里得到的”。 　后期，沙利文根據社會性的自我來定議焦慮，并指出，隨著個體自我（self）的發展，焦慮也必然與自尊有關：“焦慮是自尊遇到危險的信號，是一個人在重要人物心目中地位遇到危險的信號，即使這些重要人物只是來自童年期的理想形象”〔６〕。這樣，沙利文開始揭示焦慮的社會性，對焦慮本質的認識比弗洛伊德更接近真理。 　 我們知道，自我系統是一種防御機制，它是怎樣起作用，使人免于焦慮的呢？沙利文認為，自我系統主要采用升華、選擇性忽視、分裂和替代這四種自我防御動能來防止焦慮的。 　 沙利文認為，兒童總是在追求軀體需要的滿足和與他人進行情緒性接觸需要的滿足。但其滿足需要的方式有時會受到重要的他人，尤其是母親的譴責。兒童為了避免焦慮，就會改變滿足的方式，轉而以重要的他人所贊許的方式滿足自己的需要。這樣，既使需要得到部分滿足，又防止了焦慮。沙利文認為，升華是個無意識過程，個體對此并不自知。 　 沙利文和弗洛伊德都認為，升華是一種重要的防御手段，但他們兩人的升華概念不盡相同。相同之處在于，兩人都認為，在升華過程中，原為社會所不容的動機，被轉向社會所贊許的目標或對象；且都認為，升華是地意識過程。相異之處在于，弗氏認為，得到升華的僅是本能沖動，所指單一；而沙利文認為，升華改變了不適當的行為方式，所指廣泛。 這里可以見出沙利文對弗洛伊德的揚棄。 　 個體所采用的第二種防御動能是選擇性忽視。沙利文認為，焦慮促使個體學會控制其注意，不去注意那些使自己失去安全感的經驗和行為。如小孩子遇到陌生人時，就會別過臉去。這一過程就是選擇性忽視。沙利文強調，選擇性忽視的對象既可以是現實中引起焦慮的事物，也可以是自我系統中的“非我”。選擇性忽視既有積極作用，又有消極作用。積極作用在于，從防御方面來說，它能避免傷害自尊，使人免于焦慮；從非防御的方面來說，它能使人專主于主要任務，心勿旁鶩。如瞄準時，選擇性忽視有助于射手準確瞄準目標。其消極作用在于，有些焦慮的情境對我們成長有益，但選擇性忽視使人不能從中受益。選擇性忽視與升華不同，它是有意識的過程。選擇性忽視并不能使人真正擺脫焦慮情境，對自尊的威脅依然存在，個體駝鳥式地加以回避，并不能從根本上解除焦慮。 　 早期，沙利文把分裂看作是一種重要的自我防御動能；后期，沙利文修正了這一觀點，認為分裂并不是一種常見的防御動能，而且主要見于精神分裂癥病人。分裂是指自我系統中的非我完全脫離自我系統，被排斥到意識之外。這使人遺忘先前受到重要的他人強烈譴責的行為和經驗，這種遺忘是缺失性的。非我之所以被排斥到自我系統之外，是因為它一旦出現于意識之中，就會使人產生強烈的焦慮，因此，個體為了避免焦慮，將其排擠到自我系統之外。可見，沙利文所說的分裂相當于弗洛伊德的壓抑。 　 沙利文并沒有對選擇性忽視和分裂作出區分，他認為，這兩者是一個連續過程的兩個階段。先是對事件的選擇性忽視，選擇性忽視的發展會導致分裂。 　 替代是指個體逃避引起焦慮的對象，將注意力從引起其焦慮的對象上轉移開去，而用一些受到重要的他人贊許的語言、思想來作為自己注意的對象，替代使自己感到焦慮的對象，作為自己注意對象，以此來避免焦慮。替代不可能使個體真正擺脫焦臣，因為，替代不可能使人完全擺脫焦慮情境。 　 總之，沙利文認為，焦慮的本質是個體滿足需要的方式受一重要的他人的譴責。焦慮的意義在于個體感到自己是個不充分的人。個體通過焦慮經驗，發展出自我系統，它會采取一系列防御動能來避免焦慮。 　　　 五、對沙利文焦慮理論的評價 　　沙利文精神分析的焦慮研究開辟了新的領域。 　 弗洛伊德只關注個體心靈內部的因素，認為焦慮僅是利比多及其派生物之間的沖突的產物，歸根結蒂是生物性、本能性的。弗洛伊德輕視外部因素、忽視社會文化因素對焦慮的發生、發展的影響。而沙利文人際關系的焦慮理論，試圖將精神病學、社會學、人類學、心理學等學科結合起來，從個體的生存環境——人際關系入手，去理解焦慮的本質及其發生、發展的機制，這為精神分析的焦慮研究開辟了新的前景，為深入理解焦慮本質提供了途徑。 　 沙利文對焦慮本質的認識是富有啟發性的。他認為焦慮是人際關系分裂的產物，是由重要的他人對個體滿足需要的方式不滿引起的，而重要的他人又是以社會文化標準來評價 個體的行為方式的。這樣，就揭示了社會文化環境對焦慮發生所起的作用，揭示了社會文化環境對焦慮發生所起的作用，揭示了社會文化所起作用的途徑。沙利文后期根據社會經的自我（ｓｅｌｆ）來定義焦慮，深化了對焦慮本質的認識，指出焦慮與自尊受到威脅有關，而自尊又得之于重要的他人的評價，這樣，就指出了社會文化對焦慮發生、發展作用的具體心理機制。 　 沙利文和霍妮對焦慮的認識有相似之處，表現在：（一）他們都重視社會文化環境對焦慮發生、發展的影響，并且都認為，文化環境是通過人際關系對個體起作用的。（二）都重視親子關系、強調其對焦慮發生、發展的重要性。 　　兩者也有相異之處。霍妮將個體環境—人際關系最終歸結為親子關系，認為個體是否產生基本焦慮取決于親子關系的好壞。這樣，就將社會文化的作用消解在親子關系中，弱化了社會文化地基本焦慮產生所起的作用。而沙利文“重要的他人”這一概念具有很強的涵蓋力，它是指包括了父母、教師、警察在內的所有對個體生活起重要作用的人，這樣就保持了人際關系的豐富性，將強調社會文化環境作用的理論初衷貫徹到底。 　　沙利文強調外部社會文化環境的作用，故沙利文對焦慮以及精神病的治療持樂觀態度。 　　沙利文的片面性在于，對人際關系的認識仍具有生物學色彩。在他看來，人際關系的基礎就是“一體化”，而所謂“一體化”則是個體之間互利、互惠、相互滿足需要，尤其是軀體的需要。因此說，沙利文所指的人際關系是建立在生物性的能量交換基礎上的，仍具有濃厚的生物學色彩。引起個體焦慮的他人之所以重要，就是因為他們能和個體結成相互滿足需要的“一體化”關系。因此，沙利文雖然自覺地糾正弗洛伊德的偏向，重視人際關系對焦慮發生所起的作用，但由于其理論脫胎于弗洛伊德，保留了一些弗洛伊德關于人的基本假設，因而，他就不可能真正擺脫生物學傾向，從根本上認識焦慮的社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