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富士康在短時間內發生13起自殺事件之后，各大網站、媒體都將目光集中在中國在這幾年城市化進程中出現的種種典型 自殺現象上，仿佛這幾年，中國一下子變成了自殺大國。自殺成 為了最受關注的城市病。

　　然而，無論是從衛生部發布的統計數據來看（盡管具體數 值不被很多專家認同，但他們都承認這些數據所表現出來的大趨 勢是正確的），還是從專家們的研究來看，中國這幾年的自殺率 是在下降；并且，城市里的自殺率遠遠低于農村。此外，自殺率 最高的并不是被廣泛報道的迷茫青少年，或者重重壓力下的城市 人，而是老年人。引發自殺的絕大部分直接原因，是家庭矛盾（這是一個大家庭的概念，指自夫妻之間、婆媳之間、父母子女 之間和兄弟姊妹之間）而非社會矛盾……

　　你是不是會覺得這從媒體報道得來的印象截然相反呢？

　　造成這樣誤解的原因僅僅是，我們“熱情”地關注了一部分的自殺。實際上，有許多的自殺現象，我們此前從沒有條件去注 意到。那些目前吸引了大量關注的自殺案例，相比較而言，非常 “國際化”且能用某些理論進行解讀，而更多幾乎只在中國發生 的自殺案例，用西方通行的理論是無法解釋的。這些案例最大的 特點是：很多自殺者并無精神疾病，我們不能簡單的以社會轉型 對個體造成巨大壓力，引發精神疾病來理解這些悲劇。

　　在與搜狐健康頻道聯合進行問卷調查，并走訪費立鵬、李獻云、吳飛等多位研究中國自殺問題的專家之后，我們得出了一幅清晰的“中國式自殺”圖景。將它展現給讀者，并試圖找到答案。我們相信，只有直面問題，而非轉過頭去裝作看不見，社會才會越來越健康和寬容，生命的價值才會越來越清晰地呈現。

中國式自殺根源何在

　　與西方不同，中國式自殺很突出的一個特點是：很多自殺行為并不是因為自殺者有精神疾病，“舍生取義”的傳統生命觀和家庭失去秩序，是導致中國式自殺的主要原因。

　　中國的自殺情況引起全國乃至全世界的高度關注，源于2002年。這年，客居中國近20年的加拿大醫生費立鵬(Michael Phil lips)和他的中國同事李獻云、張艷萍在國際權威醫學雜志《柳葉刀》(Lancet)上發表了《中國自殺率：1995~1999》一文，向世界公布：中國的自殺率為23(每10萬人約有23人自殺身亡，本組稿件中所有的自殺率都是以10萬人為單位計算)！

　　這是第一次有人對中國的自殺率進行如此深入的研究。得出的數據在當時引起轟動，不僅因為這個數字是美國的兩倍，還因為它被國內外專家所普遍認可。

　　數字的由來

　　在1999年衛生部公布的死因調查數據中，自殺死亡率為13.9(其中女性為14.8，男性為13.0)；而世界衛生組織的《世界衛生報告》統計1998年中國自殺率為33。這兩個結果顯然都和費立鵬的數據偏差巨大。

　　衛生部公布的數據，是通過全國疾病監測點(DSP)系統和衛生部死因登記系統而得出來的。但費立鵬認為這樣的計算方式有問題：采樣過于集中在城市，覆蓋的人群不夠有代表性。

　　2001年，費立鵬選擇了中國北方的6個地區作為研究現場。從每個地區分別選擇普通群眾、基層干部和自殺未遂者組成不同的小組，由經過嚴格培訓的精神科醫護人員擔任專題小組討論會或個體深入訪談的主持人和記錄員。

　　研究選取了842名被試者，一共開展了101個專題小組討論會和18個深入訪談，然后由3名研究人員進行內容分析。同時，費立鵬通過和醫院合作、對醫院已有的數據進行科學分析，來彌補調查困難帶來的不足，最后，再結合衛生部提供的1995~1999年的自殺率；以及國家人口局報告的死亡率，綜合分析得出了“23”這個數據。

　　中國自殺率在下降

　　2009年，費立鵬在《柳葉刀》上新發表的文章，與《2009中國衛生統計年鑒》中的自殺死亡率統計，都顯示出同樣的趨勢：中國的自殺率正在下降，而且降幅很大。北京回龍觀醫院精神科副主任醫師、自殺問題研究專家李獻云在接受采訪時說：“這幾年我一直都在鄉下做調查，得到的信息確實是自殺率在下降。因為村子很小，誰自殺了大家都知道，鄉下的信息反而是很透明的。”這個趨勢和絕大多數媒體傳達出的信號不同。費立鵬也敏感地意識到了這一點，他在2010年6月2日為《華爾街日報》撰寫的一篇文章中說：“有關富士康的報道中最常見的描述是：這些自殺事件是中國社會快速變化的結果。他們認為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方方面面會導致心理緊張、精神疾病和自殺現象增多。事實情況并不支持這些假設⋯ 。沒有證據證明普通精神疾病的患病率快速增長，而且有確鑿證據表明過去20年間自殺率大幅下降，降幅或許高達50%。”

　　很多自殺者并非精神病人

　　費立鵬調查中國自殺所得出的許多數據都成了后來研究者的重要依據，如農村自殺率是城市的3 ~5倍；女性自殺率比男性高25%；在自殺者中只有7%生前看過心理醫生——這其中，最有爭議的一個數據是：中國的自殺者中只有63%的人有精神疾病，而不像西方那樣至少有90%。這個讓西方學者非常困惑的現象，也與吳飛研究所得出的中國自殺情況最重要的特點相吻合。

　　由此，“中國式自殺”最大的一個特征浮出水面：因中國的自殺與精神疾病缺乏直接的聯系，所以無法用西方國家研究自殺、干預自殺的方法來解釋、解決中國的自殺問題。換句話說，西方的自殺更多地是一個醫學問題，而在中國，大量不是因為精神疾病的自殺行為讓中國式自殺變成了一個公共衛生問題和社會問題。

　　有部分研究者指出，中國的抑郁癥患者遠比想象的多，63%這個數據，源于對分母的低估，他們認為在自殺與精神疾患的聯系上，中國與別國沒什么不同。

　　但是，李獻云認為這種假設不成立，她告訴記者：“我們得到這個數據是事后對自殺者做‘心理解剖’而得來的。就像身體上的問題可以通過尸體解剖來分析一樣，我們和自殺者的親友談話，來判斷個體自殺前或者自殺當時的精神狀況是否符合精神障礙診斷標準，這個被稱為‘心理解剖’。那些在生前沒有被確診的自殺者，在事后，我們也是可以作出綜合評估的，所以，我們這個數據應該是相對客觀的數據。”吳飛也從側面證實了這個結論，他告訴記者，“完全從醫學上來界定的案例，在我的研究中還沒遇到”。

　　為何正常人自殺率如此高？

　　吳飛在《自殺作為中國問題》一書中說道，“在傳統的自殺研究里，無論是涂爾干還是現代精神醫學，一個基本的假定都是，自殺總是發生在非正常狀態下，要么是一個社會偏離了正常狀態，要么是一個人的精神狀況偏離了正常狀態——這兩種理論顯然都不能解釋中國的自殺問題。”他認為這個問題的根源在于中國幾千年來形成的對“生命和意義的關系”的價值判斷上。

　　那些中國歷史上著名自殺案例的開創者們：伯夷、叔齊、屈原都傳遞出一種價值觀——“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是值得追求的——他們的自殺成為一種在迫不得已情況下反抗社會的崇高方式。這種一直以來的生命價值觀在國人的思維里形成了定式：生命在很多時候是值得、也必須被犧牲的；“反抗”也成為了中國自殺最大的目的——當人們遇到了解決不了的問題，會選擇犧牲生命來反抗不公。

　　超出了醫學的范疇

　　吳飛、李獻云及其他研究者接觸到的大量案例，都有著“反抗”的明顯標志，不管自殺者“反抗”的東西是有理還是無理。比如，某個農婦在和丈夫吵架后，一氣之下就喝了農藥。而他們曾經是村子里恩愛的模范夫妻，僅僅因為丈夫這次吵架時沒讓著她，“你對我不好，我就死給你看”；某個孩子因為受不了父母的責罵也選擇了“以死抗爭”⋯⋯李獻云將之總結為，“把自殺作為解決這些沖突的一種方法，用自殺來表示他們的不滿和抗議”，這是和孕育于西方價值體系之中、自殺更多地是出于絕望截然不同的現象。

　　由此，中國的自殺問題研究者們意識到，中國的自殺干預首先必須做的是：糾正這樣的價值觀，樹立起生命高于一切的觀點——而這，顯然是超出醫學范圍的任務。

　　關鍵：重建家庭秩序

　　李獻云在研究中發現，人際關系的矛盾，尤其是家庭內部的人際關系矛盾(夫妻、婆媳、父母和子女)是中國人自殺的主要危險因素。吳飛通過大量案例指出，中國人在面對外部人際關系(指社會)和內部人際關系(家庭)時，態度是截然不同的。

　　吳飛認為這是一個“現代問題”，因為在中國傳統中，家庭秩序直接構成社會秩序。這種秩序是指什么呢？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從家庭到社會，都遵循這一脈相承的秩序。但現在社會中，再沒有一種秩序可以貫穿于家庭和社會。中國的解放，解放得最徹底的便是家庭關系，個人自主意識充分覺醒，在中國，沒有比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更平等的關系了。但同時，中國人對家庭根深蒂固的依賴卻沒有改變。所以，當傳統的家庭秩序和社會秩序同時瓦解時，他們對中國人產生的作用卻完全不一樣了——當在社會上遭遇了什么不幸，受了委屈時，大家覺得這是正常的，比較想得通；但如果這樣的“不平等”是發生在家庭內部，大家就想不通了。

　　由于中國人傳統的、對家庭根深蒂固的依賴，和現代獨立、公平的家庭關系產生了巨大矛盾，一種既建立在現代平等家庭關系上的、又同時能滿足人對家庭的高度依賴的新秩序亟需誕生。

　　中國人意識到自己有充分追求自由的權利，但是這個自由是什么，怎么樣有一種健康的自由，卻無清晰的認識。吳飛認為，“如何在現代中國建立一種安定人心的、使人找到幸福感的的道德秩序”才是解決自殺問題的根本之道，而鑒于中國人的家庭觀念，這樣的道德秩序首先需要建立的地方便是家庭。

　　青壯年并非自殺傾向最突出

　　同樣是費立鵬2002年報告中的數據顯示：中國15~34歲的青壯年人群中，自殺排在死亡原因的第一位，從表面上看，似乎青壯年是這個國家最容易自殺的那部分人，不少媒體也紛紛為此說法推波助瀾。

　　但李獻云對比的解釋非常簡單：15~34歲正是一個人身體狀況的上升階段，在這個階段因為疾病死亡的幾率本來就低，所以非疾病死亡原因自然就成為了主導。而非疾病死亡只有兩種情況——意外(天災人禍)和自殺，所以，這個“第一位”絲毫不能說明青壯年人群的心理問題比其他年齡階段嚴重。縱觀各種自殺數據，自殺傾向最突出的，無論在城市還是農村，都是老年人。

　　但象征著國家希望的青壯年的自殺，依然是社會關注的焦點，也是家庭矛盾以及價值觀缺失的集中體現。北京大學心理學系的徐凱文博士長期從事青少年自殺問題研究，他認為：家庭穩定與否、社會關系是否健康以及價值觀是否正確，是影響青少年自殺的主要因素，而這三者中，價值觀是否正確又是根本。

　　價值觀缺失的惡果

　　在徐凱文所接觸到的學生案例中，來自于單親家庭的學生至少占到50%以上，年年高升的離婚率凸現出中國家庭的功能失范。從心理學角度來講，穩定的家庭結構能給人以愛、溫暖和安全感，這是個體心理健康的必備因素，所以，人類社會才在幾千年的發展過程中自發形成了家庭這個社會單元——因為家庭結構能夠滿足人的基本心理需求。

　　在2000年以前，徐凱文接觸到的案例中，心理問題都還算比較簡單，多數是因為考試不過、失業等引發的焦慮和情緒低落；而最近幾年，青少年的心理問題更多地表現為性格上的缺陷，其中以自我為中心，不知道如何與人相處是最為突出的。

　　徐凱文將之歸結為因為中國目前教育制度的失敗而造成了青少年理想和價值觀的缺失。“舉個例子吧，中國自古以來講的是‘傳道授業解惑’，而我們現在的教育僅僅在授業，大家只知道要考好大學，然后找好工作，然后才能掙錢，于是，這種線性思維就導致了目前大學生群體最大的兩個心理問題，第一，進大學之后，考試不理想，就覺得前途無望，然后心理崩潰；第二，即使這條路走通了，他也找不到人生的快樂，因為這條路的路標到此為止，然后，還是心理崩潰。”

　　但整個社會全新價值觀的樹立，無疑是一次遠征，非幾年內可以完成。“中國的自殺干預不能像西方那樣，停留在精神治療和心理輔導上，更多地應該關注個人在生活中遇到的問題”， 李獻云這樣總結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的經驗與自己的研究成果，讓個體能有希望，才是干預中國式自殺的正確方向。

　　我們該設立怎樣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