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發生第十起員工自殺事件之后，引爆了社會輿論。可是，我們也還發現，那些或批判或反思的輿論內容與富士康此前出現類似事件時并無二致。因而，即便那些東西言之鑿鑿，筆者也并不愿因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復之。雖然筆者同公眾一樣渴望類似的事件不再發生，但為此，筆者更希望我們可以首先認識清楚這樣一點——換一個角度看待富士康員工自殺事件，或許也并不能在原有的批判上使之更加深刻，但至少可以使我們的反思更深入。在反思中，富士康新聞發言人劉坤的話或多或少的向我們傳遞出了來自企業本身的“努力”，“自殺是一種非常復雜的社會問題，很難說清哪個原因是壓垮員工的最后一根稻草。富士康雖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但這些措施從本質上來說很難觸及到員工的心靈深處”。(中國新聞網 5月24日)來自企業的反思或許“深刻”和“誠懇”，但，更多的民眾或許并不買賬——民眾更為感性，或不愿意見到帶有推卸責任意思的回應(即便員工自殺事件果真如富士康的發言人所說)——從許多網民的跟帖和留言中便可見一斑。

　　“采取了措施，卻難觸及到員工的心靈深處”，對于擁有數十萬員工的富士康而言，將管理的觸角深入到每一個員工乃至他們的心靈深入，這必定是一件龐大的工程。但，工程的龐大與能否做到，愿意做否，其中的關系也是不言自明的。相反，倘若富士康并不愿意花太大的力氣去了解并幫助每一個員工及時解決相應的心理問題，在中國現有的法律框架和相關政策規定下，似乎也并不違規違法。何況，富士康相比其他企業還有諸如規范的薪酬、醫療等福利保障引以為道。而也正是緣于此，所以我們又見到“在富士康公司設置的新員工常年招募點，從早上6時開始就聚集了上千人，盡管連續發生跳樓事件，但是并沒有阻止這些年輕人從四面八方涌向這里”(廣州日報 5月24日)。對此，平等擇業，雙向選擇，這些源自我國國內《勞動法》有關就業的最基本的法規顯然又成為富士康招工現象異常火爆最有利的支撐。

　　然而，在筆者看來，富士康發生多起員工自殺事件的主要原因也恰恰在此。在來自《廣州日報》的同一篇報道中顯示，每個工人每天工作8個小時，每個月只能拿到900元的底薪，如果他們想賺取更多的錢，就不得不選擇多加班，不得不選擇放棄自己休閑娛樂的時間，進行簡單而又重復的勞動。顯而易見，普通員工就與渴望的“高”薪捆在了一起。只要渴望多賺一點錢，擁有多增加一點個人收入的意愿、欲望，就需要放棄休息的時間，在這一點上，企業即相關的資方對于員工方面完全沒有絲毫的限制。但，富士康卻抓住了普通員工渴望多賺一點錢那點最基本的想法，所以，看似沒有明確的限制性、強迫性的規定使得員工從事加班工作，事實上卻又在“私下里”誘導著員工進行加班。富士康做到這一點很容易，不僅規避了相關的法律，而且只用了很少很少的錢，也不過使一個員工從900元的底薪增加到了2000元。

　　普通的員工被企業猜透了自己的心思，自此，自己的一舉一動便在企業無形的控制之下，漸漸地變成了一個又一個被牽線的木偶。當欲脫離時，卻發覺已陷得很深。雖然一個普通員工比平時多賺了些錢，但他們無處釋放的心理問題卻已然沉重至極。在這種情況下，出事或許也就成了時間上早與晚的問題了。

　　而解決和應對富士康這種讓員工“被自愿”加班進而壓力過大、甚至自殺的問題，我們或許還應制定一些更全面的保護普通員工利益的政策，譬如，對于員工的加班時間做出硬性規定，即設定上限。如果企業的普通員工加班時間有超過最大上限的可能，即便是員工“自愿”加班，也不能任由企業同意。雖然，我們之中有許多人正出于各種各樣的原因希望多拿一些薪水，在相應的企業中也從未被強迫加班，可是，我們要替那些員工考慮到他們自己暫時忽略掉的問題，想法設法地維護他們的利益，具體到富士康的員工身上則是考略到他們的長遠利益。

　　筆者看到，富士康的員工們多的是無處釋放的壓力，那些來自家庭的期盼，來自自己內心低微的小小的攀比和求富改變的愿望，均使得他們“自愿”地加入到了加班的隊伍中。相較而言，富士康的高層們觸及不到的其實也就不是那些普通員工們的內心，而是不愿減少他們自己的流水線上源源不斷產生的收益。而對于員工的內心，員工們的所思所想，他們其實又無所不知，所以才能牢牢掌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