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怎么說，到當前，社會的整體環境氛圍、各階層對“同志”、“艾滋”的認識、同性戀群體自身的自覺自醒都有了相當程度的改觀。至少現在，作為一個完全認同自身的同性戀者，與對方聊到“同志”“艾滋”話題時，立馬跳起恨恨而死地指摘對方為什么要將二者捆綁在一起的舉動已不必要。

事實上，此文首段便開宗明義地表明了作者的態度——也是我們的態度：“客觀地說，艾滋病的出現是使人們注意到同性戀生存狀況的一個因素，但是也正因為如此，有人抱怨‘同性戀議題被艾滋病綁架了’。每當報刊上出現同性戀必定是在談論艾滋病，這是一個可悲的鏈接。因為艾滋病畢竟是一種可怕的疾病，而同性戀則不是……”流行歌手張杰有首歌叫做《我們都一樣》，曲子和詞都作的不壞，大家不見得都聽過，但這歌名本身挺有意思，在這里正好可以用以伸張我們對“同性戀與艾滋病”這一話題的觀點，那便是：同性戀與異性戀，皆是關乎“愛”，我們都一樣;在艾滋病這種疾病面前，我們都一樣，“艾”為刀俎我為魚肉，故而應團結在一起，引為仇眥和共敵，付出行動來做有效的預防工作。

王小波先生在他的雜文《有關同性戀的倫理問題》一文中曾這樣寫道：“從1992年到現在，關注同性戀問題的人已經多起來。有不少關于同性戀的研究發表，還有一些人出來做同性戀者的社會工作，我認為這是非常好的事情。當然假如在艾滋病出現之前就能有人來關注同性戀問題，那就更好一些。”“眾所周知，近幾年來人們對同性戀現象的關注，是和對艾滋病的關注緊密相連的。但艾滋病和男同性戀的關聯，應該說是有很大偶然性的。”

時間已經過去了二十年，我們看到，在中國，盡管總體而言仍歸于敏感邊緣，但新世紀以降，得益于社會本身的發展播遷和網絡科技的狂飆突進，同性戀這一話題其實已經逐步踏上“脫敏”路程，從早先的語塞曖昧狀態轉而變成今日備受學界、媒體和社會大眾關注的議題——這是一種進步。然而，二十年來，艾滋病傳播在中國卻呈蔓延之勢。王小波在文章中談到的“國外近幾年的情況”，其實也正是艾滋病在今日中國的寫照——“主要傳播渠道不再是男同性戀，它和其它性傳播疾病一樣，主要在社會的下層流傳。這是因為人們知道了這種病是怎么回事，素質較高的人就改變自己的行為方式來預防它……沒有錢、沒有社會地位、沒有文化，人很難掌握自己的命運……”

轉而化之的是，談話要看對象，當與并不了解詳情的人或人群辨析、普及關于“同志”“艾滋”知識的時候，可以表示理解，但理解的同時，也反詰和提醒那些已經受了某些媒體片面報道影響而產生刻板印象的人，為什么會得出這種輕率甚至是粗暴地將二者等同的認識和判斷?是否對同性戀和艾滋病兩方面相關的知識都有相對全面的了解?如果這種認識的模糊和標簽化是顯而易見的，那么他便需要學習，什么是同性戀，什么是艾滋病，它們各是怎樣一回事。只是百度一下或在媒體上隨便看到些只言片語便以為很了解的人是自欺欺人的——這樣做的人不是個大懶鬼，便是個偏執狂，他們自己把科學和知識排斥在自身之外了。而我們相信，但凡一個理性健全的人，在充分了解了這方面的正當信息后，都不再會將同性戀與艾滋病劃上等號。

當然，g交、k交等性行為方式確是感染艾滋的高危行為(這些性行為方式異性戀當中也一樣有)，男男性行為人群(msm)成為我國目前艾滋病病毒感染率上升最快的人群，這些都是實際情況，我們并不回避。無論是否是同性戀者，作為一個有理性、對自己和他人都負責任的人，就要從自己做起，提高防范意識，采取謹慎負責的態度，積極生活，共享安全x愛。在這里，又可以引用李銀河先生的一段微博話語：“今天是世界艾滋病日。呼吁大家在尋求性快樂的時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防止得病。這已經不是快樂的問題，而是生死的問題。尤其是男同性戀者，更要加倍警惕。記住兩個百分之五：男男性行為在艾滋病傳播渠道中約占百分之五;男同性戀群內艾滋病感染率約占百分之五。希望大家玩兒得高興，但是千萬別玩兒命。”李銀河先生的話說得有點兒逗趣，但態度是真誠的，(男)同性戀者看到后應該會會心一笑，然后要去踐行。

我們同時也看到，在中國，因為地區發展的不平衡和傳統文化意識、觀念的束縛等原因，仍然存在著不少對同性戀者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就業、就醫、學習和日常生活方面的道德歧視現象。因為這種歧視的存在，他們就處于不利地位，“沒有錢”、“沒有社會地位”、“沒有文化”、“很難掌握自己的命運”。最可怕的恐怕還不是這些，可怕的是這種道德歧視造成的冷漠——心靈上的隔閡、疏遠和創痛可能會給人心帶來一片陰霾與灰色，這些會摧毀一個人生活的信心。

今年的世界艾滋病日前夕，社會學家李銀河先生在博客中發布了《同性戀與艾滋病》一文。相信認真讀完了文章的人會對“同性戀”與“艾滋病”這兩個有交叉但實際上不能劃等號的議題的“聯系”與“權界”會得出一個較為全面客觀的認識。這些都是讓人感到痛心與同情的，而我們宣布，對這種歧視和冷漠，它們同艾滋病一樣，站在我們敵人的那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