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可建“4050”護理隊

　　上海的戶籍人口已呈現底部“少子化”和頂部“高齡化”的雙重壓力。據有關部門預測，到2020年上海60歲以上的老年人口將達到600萬以上，65歲以上老人將達到410萬以上；而到了2030年上海老齡化高峰期時，這兩個數字將上升為800萬和630萬。這意味著，屆時上海總人口中，將有四分之一是老年人。

　　從目前養老狀況來看，由于上海許多養老院一床難求，且收費高；加之許多老人基于傳統觀念或親情使然，不愿到養老院生活。因此，多數老人愿意選擇居家養老。

　　僅以上海70歲以上老人為例，如果三分之一有居家養老護理需求，就達到50多萬，如果一個護理員照顧4個老人，需要培訓有資質的護理員就是12萬人左右。而事實上，現在經過培訓并且通過考試拿到相關職業資格者僅有1萬多人，遠遠滿足不了老人居家養老的需求。

　　李名慈委員建議，可在本市各區縣、街道內聘請一部分有一定生活服務技能的“4050”人員，充實到養老護理專業隊伍中來，通過專業培訓上崗。隊伍可掛靠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實行組織化管理、市場化運作、標準化服務。政府制定養老護理人員從業與服務標準，并對其進行監管。

　　邵又娟代表也向人代會提交議案，認為上海加快養老福利機構建設迫在眉睫。目前上海老齡人口服務機構的規模偏小，養老機構和社區養老遠遠不能滿足老年人口需求，這將使養老資源面臨嚴峻挑戰。

　　在大力發展養老事業、進一步提高養老服務質量的同時，邵又娟建議應該將養老福利機構建設納入政府投資年度計劃，早作打算、早作規劃，從根本上改變老年人服務設施不足的問題，為老百姓提供最大的民生保障。

　　從“安度晚年”到“積極老齡化”

　　關愛老人、維護老年人合法權益是關注的焦點。《上海老年人權益保障條例》自1999年1月1日實施以來，為保障老年人權益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隨著政府職能的轉變、老齡化程度加劇以及社會觀念和家庭結構的改變，《條例》已經難以適應上海老年事業的發展。

　　現有的《條例》受當時社會和經濟發展條件所限，只注重了保障老年人生存性的需求，僅滿足“安度晚年”的基本需要，與滿足“積極老齡化”相去甚遠。李迅雷代表就此建議應對《上海市老年人權益保障條例》進行修正。他認為，應當提倡“積極老齡化”的概念―――“積極”，意味著擁有參與社會、經濟、文化和公民事務的能力。

　　他還表示，現有《條例》在老年人維權、服務、撫養和醫保等若干問題上出現了法律真空。他舉例說，隨著二手房交易形式的豐富和發展，特別是公房承租權已可上市轉讓交易，《條例》對老年人承租房保護內容顯得落后于形勢，不能再體現立法的初衷，“《條例》應及早修正。”

　　“家庭冷暴力”應納入法律范疇

　　因主持一檔調解家庭糾紛節目而聞名滬上的“新老娘舅”柏萬青代表結合自己參與節目的經歷，呼吁社會應對老人家庭“冷暴力”呈上升趨勢的態勢予以關注，并應盡快實施“精神贍養”立法工作。

　　“精神贍養”是指在家庭生活中，贍養人對被贍養人在感情、心理等方面給予關心和幫助，使被贍養人從家庭中得到更多的溫暖。當前，一對老年夫婦只有一個孩子的家庭比例越來越高，一旦子女對他們實施“冷暴力”，給他們所帶來的精神痛苦不言而喻。由于目前對這一行為沒有法律約束，一些子女有恃無恐，老人則痛苦不堪。柏萬青介紹說，從全國范圍來看，目前部分城市對此已有地方法規。比如北京立法要求，子女與父母同城居住的，兩周之內必須看望一次，此外遼寧省等地也有類似法規。上海部分小區雖然也曾對不孝子女上榜公示，但因缺乏法律支持收效不大。

　　因此，柏萬青代表建議，應將“精神贍養”納入法律調整范疇，使其從道德責任“硬化”為法律義務，以遏制家庭“冷暴力”的蔓延。

　　【調查數據】

　　上海大學上海社會科學調查中心調查顯示，有10.9%的老年人認為自己的日常生活需要有人照顧，這些人中83.7%確實有人照顧其日常生活，但也有16.3%的人無人照料。有人照顧日常生活的老年人中，配偶是最主要的依靠對象，其比例為47.5%；其次是子孫或其配偶，比例為35.0%。但當老人身體不舒服或生病時，最主要的照料者是子孫或其配偶，比例達43.9%，其次是配偶，再次是保姆。

　　【學者分析】

　　上海大學上海社會科學調查中心研究員金橋博士：如按照2008年底300.57萬人的戶籍老年人口進行估計，日常生活需要照顧卻無人照顧的居家老年人數量在5萬以上，居家養老服務需要在現有基礎上更進一步發展。

　　各級政府應當逐步加大老年人社會福利的財政支出，這方面可參照國外老齡化社會老年人福利經費固定比例列支的經驗。

　　有關研究還表明，家庭成員的物質或精神支持有益于老年人的精神健康，為解決老年人的照料問題發揮了很大的作用。但家庭調查顯示，在老人與子女互相的經濟幫助方面，老年人對子女的幫助反而更大；直接支付的醫療費用中子女支付的比例很小；在日常照顧方面，配偶是老人最主要的依靠對象。政府有必要采取措施倡導家庭成員尤其是子女在養老問題上承擔更多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