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都說：可憐天下父母心。作父母的，更是經常帶著三分驕傲、三分崇高、三分委屈，外加一分遺憾地這樣對孩子說。然而，雖說如此，但還是心甘情愿地、一日復一日一代復一代地這樣“可憐”地愛。前幾年，有些嚴肅的社會學家曾說過，繼古代的母權社會和父權社會后，人類是否步入“兒權”社會？不管這樣說理論上是否成立，但無法掩飾這樣一個事實：家長對子女的愛投入越多，對子女的期待值失落感越重。我們不得不問：父母們，我們是不是愛過頭了？

　　現在的孩子是“百畝地里一棵苗”，加上生活水平比過去高了，社會和家庭都有能力來“澆”這棵“苗”。我們又自信是最富親情的民族，也早就把西方家庭父母對子女的“苛刻”看成是人與人之間的冷酷。事，盡量大人做；好吃的，凈讓著給孩子吃；對孩子的要求百依百順，同時明里暗里又把過高過重的“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不少家長從“胎教”起就為孩子設計了上重點大學這座“獨木橋”。由于“設計”不現實，往往激起孩子的“反彈”。“光宗耀祖”，常常是我們一些父母愛孩子的弱點，我們要特別警惕這種傳統的酵母使我們的愛變味。

　　生活好了，要謹防“富貴病”，這是大夫提出的忠告，社會學家也同樣敲響了警鐘。在日本經濟起飛時期，由于生活好了從小嬌慣不能吃苦，新一代變得無力氣；生活養尊處優，導致精神空虛，悲觀厭世，對前途不關心；由此引起對社會無責任感，出現了被稱為“三無族”——無力氣、無關心、無責任心的青年一代。這種“病”會不會傳染給我們？其實，這種“三無族”的病狀在我們一些青少年中已出現，令我們的家長深為苦惱。球王貝利在巴西足球隊第三次捧回世界杯時，恰逢喜得貴子，人們祝福他：“這孩子今后會成為你這樣的明星。”貝利卻搖頭：“他絕不會有他父親這樣成就。”為什么？貝利這樣解釋：他的家現在很富有，不像我過去那樣貧窮，因而他將缺乏“力”的競爭能力。應該說，貝利教子方面的“憂患”意識是很值得我們借鑒的。

　　巴爾扎克講得好：“民族的未來掌握在母親手里”。而孩子身上的毛病，幾乎都是我們苦心積慮地“愛”的結果，同時，又是由于傳統社會積淀下來，由成人社會制造出來的東西。審視我們的愛是不是過了頭，首先要看我們愛的動機和形式對不對，否則，去指責孩子就欠公正了。當父母的，當爺爺奶奶的，不但要為孩子的生理健康負責，同樣要為孩子的心理健康負責；不但要想到孩子的今天，更要想到孩子的明天，在優越的生活環境里，要有意識地去磨練孩子，讓他懂得吃苦，懂得尊重他人，懂得孝敬父母，學會寬容、忍耐、理解，同時要樹立競爭意識、拼博意識，自強意識、風險意識。愛，也要講科學，講理智，講效益，不能溺愛，更不能錯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