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慮與疑問，恐怕并非生活在北京的人們獨有。對許多身處都市，不得不為生活與理想奔波的人們而言，怎樣獲得一條安全的底線，怎么達到一種對未來穩定的預期，越來越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盡管有數據顯示，北京、上海去年的人均GDP已經接近富裕國家水平，但硬幣的另一面卻是，北京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人均GDP的約40%，比一些富裕國家至少要低10個百分點。這其實也是在說，人們拿到手上可供支配的收入，遠遠不如GDP的賬面數字美妙。

另一個與公眾消費觀感有關的數據分析則是：稅收增速高于GDP增速。大量間接稅通過商品價格向社會轉嫁，稅收與物價高度關聯，這種大眾稅，也成為人們日常消費難以承受之重。不僅如此，住房、醫療、教育、養老……哪個話題拎起來，都足以讓茶余飯后的談論變得滯重難言。

或許，正是稅負沉重，稅收富少窮多的逆調節，讓人們無法從稅負的二次調配中，感受到制度公平，卻反而要遭遇隱性剝奪;或許，低福利下的不確定，讓人們無法從住房、醫療、教育、養老等公共必需品中，享受到公共福祉，卻反而要為之支付額外昂貴的社會成本，甚至要用一生的財富做賭注;或許，權力尋租、行政監管無力、體制上的制度漏洞、從消費到公共話語的權利缺失……凡此種種，也許都是吞噬人們幸福感，加劇不安全感的必然因素。

的確，人們可以從快速的社會經濟發展中獲取更多財富，但缺乏福利兜底，更多額外的社會成本對財富的無情消解，都令“因病返貧”、“一套房子消滅一個百萬富翁”的故事，成為人們心頭揮之不去的陰影。某種程度來說，“月入7000元沒有安全感”，不是大城市里中高收入者的矯情，而是與危機感緊密相連的寫照。而對于瞬間赤貧的恐懼，對于福利保障的擔憂，對于權利缺失的困擾，則成為當下城市人尤其是中產者瘋狂工作與生活的注解。

這種心理焦慮中，“沒有安全感”，不是一種群體心理失衡，而是切實困擾下，人們面對未來人生的集體困惑。當個體對未來與命運愈發不可把控、難以預期的時候，公共管理者就應該以福利兜底、權利保障、公平建構的姿態，站在民生福祉的角度，踐行公共責任，還利于民，讓集體困惑回歸正常心理軌道。倘若無法培育公眾對社會的心理歸屬與認同感，恐怕誰也無法從“沒有安全感”的心理陰影中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