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與醫藥的結合，是我國醫藥發展史上的重要創舉。占時“酒”寫作“酉”，《說文解字》這么解釋：“酉，就也，八月黍成，可為耐酒”。“就”意為“成熟”，“黍成”就可做酒(酉)，黍，甘平，益氣補中，

　　不也是中藥嗎?古時候“圍”字從酉(酒)，即說明酒與醫藥的密切關系，所以后世又有“酒為百藥之長”的說法。商甲骨文有“皂其酒”，據漢班固解：“皂者，以百草之香郁金合而釀之為皂”，說明當時即有與中藥郁金合釀而成的郁金藥酒。所以說藥酒的起源與酒的產生是分不開的，我國現存的最早的藥酒方見于1973年發掘的馬王堆漢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約記載內外用藥酒30余首用以治療疽、蛇傷、疥瘙等疾病的藥酒方。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養生方》、《雜療方》中，雖多已不完整，但仍可辨認出藥酒方(藥酒用藥)，釀制工藝等記述。由此可見，我國的藥酒在先秦時期就有了藥酒，在中醫方劑學上又稱為酒劑。所謂藥酒，一般是把植物

　　的根、莖、葉、花、果和動物的全體或內臟以及某些礦物質成分按一定比例浸泡在低濃度食用酒精。白酒、黃酒、米酒或葡萄酒中，使藥物的有效成分溶解于酒中，經過一定時間后去除渣滓而制成的，也有一些藥酒是通過發酵等方法制得的。因為酒有它的自身作用，所以酒與中藥材配伍，可以增強藥力，既能防治疾病，又可用于病后輔助治療的一種酒劑。有目的地運用藥酒，有意識地將藥與酒配合，在我國也已有了悠久的歷史。

　　秦漢之際，我國現存最早的中醫經典著作《黃帝內經》也對酒在醫學上的貢獻作了專門論述，其中，《索問·湯液醪醴篇》論述了醪醴與防病治病的關系，在其它篇章中還提及了治膨脹的“雞矢醴”，治經絡不通，病生不仁的“醪藥”，主治色大深的“醒酒”等，均系較早仙藥酒記載。

　　至漢代，隨著中藥方劑的發展，藥酒逐漸成為中藥方劑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而且針對性和療效也有了很大提高。在《史記·扁鵲倉公列傳》中有“其在腸胃，酒醪之所及也”的記載，表明扁鵲認為用酒醪治療腸胃疾病的看法，這篇著作中還收載了西漢名醫淳于意的25個醫案，如用藥酒治愈濟兆王病“風蹶胸滿”甾川王美人患

　　“難產癥”的驗案。東漢，張仲景的《傷寒雜病論》中載“婦人六十二種風，腹中血氣刺痛，紅藍花酒主之”，書中除有紅藍花酒、麻黃醇酒湯、括簍薤白白酒外，尚有很多方藥均是以酒煎煮，或以酒和水

　　混煎，借酒以加強藥效。可見時至漢代，藥酒和將酒用于醫療方面已非常豐富和普遍，故班固在《前漢書·食貨志》稱酒“為百藥之長”。

　　北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雖為農業專著，但對藥酒的釀造方法，特別是對浸藥專用酒的制作，從曲的選擇到釀造步驟均作了較為詳細的說明，在卷七還總結性論述了當時的制曲釀酒技術、經驗及原理。晉，葛洪的《肘后備急言》則記有桃仁酒、豬胰酒、金牙酒。海藻酒等治病藥酒。梁，陶弘景在《本草經集注》提出“酒可行藥勢”。尤其是對藥酒的浸制方法論述較詳，提出“凡漬藥酒，皆經細切，生絹袋盛之，乃入酒密封，防寒暑數日，視其濃烈，便可派出，不必待至酒盡也。滓可暴燥微搗，更漬飲之，亦可散服”，井指出確

　　71種藥物(包括礦石類藥物9種，植物類藥物35種和動物類藥物27種)不宜浸酒。這一時期對藥酒的制法經歷了不斷完善的過程。唐，孫思邈的《備急千金要方》卷七“酒醴”，卷十二“風虛雜襯酒煎”，書中共收有藥酒方80余首，涉及補益強身、內科、外科、婦科等方面，并對酒與藥酒的毒副作用已有一定認識，針對當時一些人因嗜酒縱欲所引起的種種病癥，研制了一些相應的解酒方劑。《千金翼方》還對藥酒的服法提出了要求“凡服藥酒，飲得使酒氣相接，無得斷絕，絕則不達藥力，多少皆以知為度，不可全醉及吐，則大損人也。”唐，王燾的《外臺秘要》卷三十一“古今諸家酒方”一節中共收載了藥酒11方。其中9方為用加藥釀制法，同時對釀造的工藝也記述頗詳。此外，《千金要方》中還記有用藥酒治唐國寺僧允蔥患“癲疾失心”的驗案。

　　宋元時期的藥酒有了很大發展，藥酒的種類和應用范圍均有了明顯的擴大。僅《太平圣惠方》中就沒有藥酒專節達6篇之多，連同《圣濟總錄》、《太平惠民和劑局方》、《三因方》、《本事方》、《濟生方》等書中的藥酒方，計有藥酒方數百種，運用藥酒治病的范圍也已涉及內科、外科、婦科、五官科等多種疾病，對于藥酒的主要功效也有了進一步明確的認識，如《圣濟總錄》卷四認為“藥酒長于宜通氣血，扶助陽氣，既可用于祛疾，又可以用其防病。”“兼有血虛氣滯，陳寒痼冷，偏枯不隨，拘攣痹厥之類，悉宜常服。”在藥酒的制法上，已開始對多種藥物均采用隔水加熱的“煮酒法”，這樣可以提高藥物有效成分的浸出率，增強藥酒的功效。這一時期藥酒發展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用于補益強身的養生保健藥酒漸多，有些藥酒不但具有治病養生的特點，而且口味純正，成了宮廷御酒。除了上述大型方書所記載的藥酒外，宋，陳直《養老奉親書》和元，勿思慧《飲膳正要》、《御藥院方》等書中也收載了許多適合老年人服用的養生保健藥酒。明代的醫藥學家在整理繼承前人經驗的同時，又創制出許多新的藥酒方。在明代醫學書中，如《普濟方》、方賢的《奇效良方》、陳夢雷的《醫學全錄》、王肯堂的《證治準繩》。李時珍的《本草綱目》等收裁了大量的藥酒配方，既有前人的傳世經典之作，又有當代人的創新之舉。僅《本草綱目》就輯了各類藥酒配方200余種，《昔濟方》通卷收載的藥酒配方達300余首。此外，如明代吳昆的《醫方考》載藥酒7種，吳基的《扶壽精方》載藥酒9種，龔

　　廷賢的《萬病回春》和《壽世保元》兩書載藥酒近40種。明代的民間作坊已有藥酒出售、如意仁酒、羊羔酒等、而老百姓自飲自釀的酒中也有不少藥酒，如端午節的直蒲酒、中秋節的桂花酒、重陽節的菊花酒等。至清代，藥酒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又創造出許多新的藥酒配方。如汪昂的《醫方集解》，王孟英的《隨息居飲食譜》，吳謙等人的《醫宗金鑒》，孫偉的《良用匯集經驗神方》和項友清的《同壽錄》等等，均收載了不少明清時期新創制的一些藥酒配方。清代的藥酒，除了用于治病外，最大的特點就是養生保健藥酒較為盛行，

　　尤其是宮廷補益藥酒空前興旺發達。例如，清，乾隆皇帝經常飲用之益壽藥酒方“松齡太平春酒”對老年人諸虛百損、關節酸痛、納食少味、夜寐不實清癥均有治療作用。“夜合枝酒”也是清官御制的藥酒，組方中除了夜合技外，還有柏枝、槐技、桑技、石榴枝、糯米、黑豆和細曲等，可治中風攣縮之癥。民國時期，由于戰亂不斷，百業不興，加之大肆扼殺中醫，藥酒也難逃厄運，沒有取得多大進展。新中國成立后，中醫中藥事業得到了空前的大發展，作為中醫方劑之一的藥酒，不僅繼承了傳統的制作經驗，而且采取了現代科學技術的方法，嚴格了衛生與質量標準，使藥酒的生產逐步向標準化和工業化發展，藥酒的質量也大大提高。醫藥學家還對許多傳統中藥名酒(如五加皮酒、十全大補酒、史國公藥酒、龜齡集酒等)的功效、配方進行了大量的實驗研究和臨床驗證，為藥酒的應用和提高療效提供了寶貴依據。同時，在中藥藥酒的文獻整理、研究和不斷開發藥酒新品種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如在文獻整理研究中，近年來也有一些藥酒專著出現，如許青峰的《治療與保健藥酒》輯藥酒方146首，孫文奇的《藥酒驗方選》載藥酒方361首，李明哲的《藥酒配方500例》，陳貴廷等的《百病中醫藥酒療法》共載藥酒1364首。此外，如《中國藥典》等國家頒布的書籍中，亦對一些傳統中藥

　　名酒的配方，制作工藝，質量與衛生要求等作了規定。以上均為中在不斷開發研制藥酒的新品種和劑型改革方面也取得了很大進展。一是開發新品種。如根據清代宮廷配方研制的“清宮大補酒”，根據宋代名方配以紹興名水釀成的飲料酒精研制而成的“十全大補酒”，根據古方研制的“金童常樂酒”、“羅漢補酒”等多品種高質量的藥酒，不斷涌向市場。有的藥酒已進入千家萬戶，走出國門，越來越受到廣大人民和患者的歡迎和普遍飲用。二是藥酒的制作工藝和劑型改革，也正在朝著節約利用中藥材，提高其有效成分的浸出和回收以及方便使用，療效顯著的方向發展。例如近年來有報道認為：采用比《中國藥典》規定含醇量(40％一50％)高10％以上白酒(含醇量達60％左右)作為提取用溶液，浸泡中藥飲片，量為處方全量的50％左右，即可減少雜質的浸出，而提高有效成分浸出的效果，并認為采取“浸漬—滲滿—洗滌—甩干”的新工藝方法，可最大程度(幾乎全部利用)地利用藥渣中的有用成分，并是高了藥酒的收得率，減少了白酒用量，且能保證藥酒的質量，從

　　而改進了采用榨法榨取效果差的舊方法。此外，由于中藥酒劑配)具有用量小(內服或外用)，藥效迅速，有一定防腐性等優點，因而便于長期保管和使用。又有報道，將丸劑改制為酒劑使用，如‘藿香正氣水”，原為宋代古方“藿香正氣散”(煮散)，早期改為“藿香正氣丸”，現又將丸劑改制成酒劑。其次，國外目前也很重視中

　　藥酒劑的研究，如運用我國中藥材大黃等制成的“大黃酒”，具有健脾和胃、寬暢消脹，行氣活血等功效，可用于胃脘脹滿，大便秘結，少食納呆以及用于減肥等等。

　　“酒”系谷類和曲釀而成的流質，其氣彪悍，質清，具有治病強身的功效，其作用已如上述。而中藥——般多系天然之品，毒副作用少。酒藥結合配制的藥酒，介于食藥之間，有病可以醫病，無病可以防病健身，古代即用藥酒來預防瘟疫流行，如《千金要方》所說：一人飲，一家無疫，一家飲，一里無疫。”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中藥藥酒的應用必將更為廣泛。

　　我們深信，中藥藥酒，在醫藥學家的不斷努力下，通過繼承與提高，發掘與創新，必將有品種更多，質量更好。范圍更廣的藥酒走向市場，走出國門，進入千家萬戶，造福人民，更好地發揮藥酒在醫療和保健事業中的重要作用，為人類的健康事業作出新貢獻，為振興中醫事業，使祖國醫藥進一步發揚光大，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