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藥物很好，價格很低，藥物的可及性也已解決，但丙肝治療遇到瓶頸，病人在哪里?”北京大學醫學部傳染病學系主任、中華醫學會肝病學分會主任委員徐小元教授直言，“目前，丙肝防治存在比較大的問題是，要發現潛在的病人。”

丙肝，即丙型病毒性肝炎，是一種由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引起的病毒性肝炎。據WHO統計，全球有約7100萬HCV感染者，39.9萬人死于HCV感染引起的肝硬化或肝細胞癌(HCC)。國家衛健委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近5年來每年報告患者約20萬例。根據2006年全國血清流行病學調查結果推算，我國約有1000萬例HCV感染者。值得關注的是，我國約1000萬例HCV感染者中，診斷例數為17.7%，治療例數僅為1.3%。

“HCV是慢性化疾病，在HCV人群中，大概超過80%的人都會慢性化進展，大部分人甚至不清楚自己感染的是HCV”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佑安醫院丙肝與中毒性肝病科主任張晶教授解釋道，“HCV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是隱匿性，可以沒有任何自覺癥狀，沒有特殊的檢查是很難發現的。”

而預防的關鍵是提高對HCV的認知，HCV主要通過血液傳播、母嬰傳播和性傳播，不同性別、年齡、種族、民族人群均對HCV易感，應避免或減少可能引起HCV感染的高危行為：接受過輸血、器官移植等手術;長期接受血液透析;使用未經嚴格消毒的的針頭穿刺、紋身、穿耳孔等;與別人共用剃須刀、牙刷;多性伴行為，并且不使用安全套;男男性行為，并且不使用安全套;口、眼、鼻黏膜或破損皮膚接觸受丙肝病毒污染的血液等。

一旦發現感染HCV，須及早到正規醫療機構確診和接受規范化治療。“丙肝抗體陽性不是確診依據，如果一旦確診了，一定要做治療，即便到了肝硬化的階段也一定要做治療，可能有很多醫務人員認為沒癥狀、肝功能也是正常的，就只是一個病毒的攜帶者，但丙型肝炎是沒有‘攜帶者’這個概念的。”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地壇醫院肝病中心副主任謝雯教授強調道。據了解，慢性HCV可導致肝臟慢性炎癥、壞死和纖維化，部分患者可發展為肝硬化甚至肝細胞癌。“從肝硬化和肝癌來講，有10%的肝硬化和肝癌是由丙型肝炎引起的，還會威脅病人的生命。”張晶教授補充道。

幸運的是，HCV可防、可治愈。“丙肝病毒可以徹底消除，但是治愈一定是在早期沒有肝炎和肝癌時，”張晶教授特別指出，“在早期纖維化二期以內的，病人甚至不需要隨訪，但如果是三期以上纖維化和肝硬化，即使是病毒清除，甚至纖維化有逆轉，按照現在的要求也得終身隨訪，因為永遠都有肝癌發生的可能性。”

《丙型肝炎防治指南(2019年版)》明確指出，原則上所有HCV RNA陽性患者均應接受抗病毒治療。并提出了抗病毒治療終點，即：治療結束后12或24周，采用敏感檢測方法(檢測下限≤15 IU/ml)檢測血清或血漿HCV RNA檢測不到(SVR12或24)。

慢性HCV感染者的抗病毒治療已進入直接抗病毒藥物(Direct antiviral agent, DAA)的泛基因型時代。“丙肝患者進行治療前，如果基因型選擇正確，病人是可以終身治愈的。基因3型可能占到6%-7%，現有的已經上市的藥物對基因3型的HCV治療療效顯著降低，所以對這部分病人進行檢測后，一定要調整方案，這是為什么要做基因分型的原因。”謝雯教授解釋道。調查顯示，我國1000萬HCV感染者中，HCV 1b和2a基因型較為常見，1b型占56.8%。在已知主要基因型和主要基因亞型的HCV感染者中，無干擾素(IFN)的泛基因型方案都能達到90%以上的持續病毒學應答(SVR)。

HCV治療，除了需考慮療效外，患者服藥的依從性以及藥物間的相互作用亦尤為重要。“以前的薄弱環節是藥價太貴了，各個國家的藥價都挺貴，”徐小元教授說，“近期，三款治療丙肝的直接抗病毒藥物被納入我國2019年國家醫保目錄，其中兩款針對1b型丙肝，一款針對1b型以外的丙肝。在進行1b型丙肝治療時，就選擇這兩個藥物，看看腎功能有沒有損傷，腎功能有損傷的要選擇對腎功能沒損傷的藥。”

如何實現WHO提出的“2030年消除病毒性肝炎作為公共衛生威脅”目標?徐小元教授坦陳：“以前轉診機制不能進行到底是因為存在藥價太貴等限制因素，轉診后病人若沒錢進行治療就沒辦法了。現在有針對性的藥物被納入了醫保目錄，而且藥價又比原來便宜非常多，基本上可以實現一旦發現每個人都能進行治療的愿景。我們在想，怎么提升發現率，減少‘丟失’率，希望我們肩負起責任實實在在做些工作。”

我國在HCV預防、治療乃至消滅這一傳染性疾病的路上仍然任重道遠。被HCV “消失”的人，即便是在流年的碎影中，折射出的那種淡漠意識及經濟顧慮，或將穿越公眾認知的塵煙，各界匯智聚力喚醒國人高效防治HC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