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日子，我幾乎開始習慣聽到校園幼兒園有人沖過去砍砍殺殺。

自馬加爵事件以來，大學校園里有過包括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程春明被殺害在內的幾起血案，大學生自殺的情況也不時聞聽。基本上，人們在思考中比較強調對大學生的心理輔導，就是說，大致上把事情看作一個基礎性的技術問題。事主造成他人或自己的悲劇，是因為個人的心理偏差或者情緒郁結，早發現早疏通就好了。

這種解釋模式，一般并不出現在現在所說的校園幼兒園安全問題之中;或者說現在中小學校和幼兒園出現的兇殺事件，主要不作心理學解釋，而更加偏向于犯罪學認識。一個明顯的差異是，人們幾乎不會因為這些事件而呼吁“心理輔導”。

我對這種差異性解釋感興趣。也許，大學生和“中年失敗男”的身份指稱后面，有著相關的意義負載。例如大學生的問題是可逆轉的、一時的、可惜的，而“中年失敗男”的作惡則是不可改悔的、根深蒂固的、可恨的。但這樣的意義附加，實際上又相當于說大學生如果有心理痛苦，這種痛苦實際上是虛有的、不真實的，因而是可輔導的;而“中年失敗男”如果犯罪，其內在動因則是真實的、難以輔導的。由此，大學生和“中年失敗男”的稱謂，完成了一種社會認知上的定型。

這種差異也可能是對心理學或者犯罪學適用對象的一種模板化認識。例如，人們可能認為心理輔導適用于糾正青少年尤其是學業期青少年的行為或者心理偏差，而犯罪懲罰適用于中年以上人群。當然，這種差異也可能是大學生和“中年失敗男 ”的身份定型，心理學與犯罪學的用途定型的混合產物。還有可能是大學安全事件和中小學幼兒園安全事件中受害者身份的差異，使人們產生了不同的情感反應。例如，大學安全事件中的受害者是成年人，而中小學幼兒園安全事件的受害者是弱小的孩子。

每一個兇殺事件后面，都有受害者的悲劇，也有行兇者個人的重大糾結。心理輔導不只適用于特定年齡或者職業的人群，對大學生適用，對“中年失敗男”也適用。犯罪分析與審判也是一樣，所有法定具有完全行為能力的人在犯罪懲罰上也被同等看待。

但我們確實應當更加認真地對待針對孩子的犯罪，尤其是制造孩子們群死群傷事件的犯罪行為。學校的安全保衛應當加強，這方面應該有很多工作可做。在校園安全事件頻發的時刻，以多大代價對孩子們實施保護都是不過分。只是，我無法想象安全保衛要達到什么程度才足以去應對似乎隨時可能發生的慘禍。校園不是軍營，不是警所，而是孩子們的成長世界，充滿夢幻與歡樂的地方。警衛林立固然勝于孩子們面臨生命危險，但如果警衛林立是長期的狀態，孩子們的心靈世界又會受到怎樣的影響呢?而且，我不知道將每一所學校變成堡壘，需要投入多少力量，又是否能夠覆蓋城鄉?

我想，當那些刻意制造事端的人沖向校園時，本身有著怯懦的算計，算計了其反社會行為的成本。在血案制造者來說，學校正是社會可以利用的弱點，是其反社會行為最易得手的場所。那么，當我們把防備的重點轉向學校時，是否會使犯罪者改變其兇殺對象的選擇?學校安全事件頻發，作案者之間或有效仿因素，但客觀地說，人們在正常生活，社會不可能處處建成掩體，對刻意反社會行為嚴防死守固然必要，但巨大的緊張感能成生活的常態嗎?

作為法律事件，每一起血案，都會有一個結果。作為個人心靈事件，兇手或者自殺者都值得分析。作為社會事件，每一個生命的不正常死亡都會引起或大或小的震動。校園血案并不例外，校園血案尤其令人震驚。分析行兇者的行為邏輯，并不意味著寬縱或理解制造群死群傷事件的行為。校園安全事件發生在校園，但校園只是這種反社會行為的一個具體場所。不會有人為砍殺孩子的兇手作倫理的、法律的寬縱理解，但考慮到反社會行為的場所選擇的各種可能性，我們需要做的恐怕比嚴防死守要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