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灰段子”是弱者的黑色幽默

　　最富有中國特色的手機段子，大概要數那些與政治、不良社會現象相關、抨擊時弊的段子，有人稱之為“灰段子”。以下不妨舉例說明這類段子的特點：

　　首先，政治類手機段子有揭露社會弊端，反映社會風氣，表達民風、民情、民怨的特點，可以說是社會問題與大眾心理的晴雨表。一旦發生什么重大社會問題，往往很快就會出現相應的手機段子。比如，現今社會的各類造假現象不斷曝光，下面的段子就對此作了全面的諷刺和抨擊：“中國人的科學啟蒙：從大米里認識了石蠟，從火腿里認識了敵敵畏，從咸鴨蛋、辣椒醬里認識了蘇丹紅，從鱔魚里認識了避孕藥，從火鍋里認識了福爾馬林，從銀耳、蜜棗里認識了硫磺，從木耳中認識了硫酸銅，從啤酒里認識了甲醛，從奶粉里認識了三聚氰胺。”

　　第二，把矛頭指向平時不敢得罪的領導，喜歡拿有權有勢的人開涮，不會拿老百姓開心，在這個意義上，它是冒犯權力的一種特殊方式。比如：“領導的要求是我們的追求，領導的脾氣是我們的福氣，領導的鼓勵是我們的動力，領導的想法是我們的做法，領導的小蜜是我們的秘密，領導的批評是我們的水平，領導的表情是我們的心情。”

　　第三，這類段子喜歡夸張，有時不免以偏概全。“豬欲投胎做人，神問：想做工？答：太累！務農？答：太苦！經商？答：不會算數！有何求？答：想當干部。”部分國家干部的腐敗墮落導致百姓不滿，結果把所有領導干部不分青紅皂白視作諷刺對象。

　　第四，段子的語言風格句式簡短整齊，語言樸素通俗、大眾化、口語化通常講究對仗押韻，讀起來朗朗上口，易于記誦。如：“良民說謊臉紅心跳，弱智說謊胡編亂造，學者說謊自成一套，商販說謊根據需要，女人說謊連哭帶鬧，領導說謊頭頭是道。”

　　第五，大多數段子都極富民間智慧，常常能夠把老百姓來自生活的智慧發揮到極致。

　　總括而言，手機段子是中國式政治文化的典型表現形式，也是大眾政治情緒、政治智慧的特殊表達渠道。這些段子大都涉及當下社會中人們關心的問題，內容大都有些敏感，它談論的常常是主流媒體不便談論的話題，用的也是更加低俗更加平民化的民間語體。因此，它們見諸主流媒體的政治話語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其非官方的性質，其民間語體的性質。由此可知，主流媒體在很多重大現實問題上的沉默正好是政治短信生長繁衍的土壤，而人們心中對現實的不滿是它的心理基礎。 (作者為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黃段子”為何流行

　　作者：趙豐

　　眼下社會講流行，比如流行款式、流行色、流行歌曲、流行語調與詞匯……但所有這些流行，都在黃段子的流行面前黯然失色。有以下三大特點決定了黃段子之流行非其它流行可望其項背。

　　參與廣泛。男性為主力，但女性在被動或主動的開化中也有不俗表現，不乏妙齡美女技高一籌，膽大三分而震懾眾男，令人嘆為聽止。黃段子創造與傳播陣容的擴大化、低齡化、女性化趨勢已成為涌動之潮，蔚為壯觀。

　　渠道多元。黃段子的傳播不受條件制約，場合、手段、方式不斷發展變化，各種聚餐，旅游沿途，交通工具，時時開侃，處處設壇。有名人演講葷話連篇喋喋不休，更有婚禮主持輔之以葷游戲葷動作，在婚禮上提前鬧洞房。網絡版面、電子郵件、手機短信……令人目不暇接。

　　不斷創新。經典段子中智慧閃光，不夠經典的段子一旦創出，傳播中可以屢經高手潤色拔高，有點像頭腦風暴，更像創作接力，不愁不出彩。

　　“黃段子”產生的土壤和條件在民間的生活與生產之中，可以發泄心中不滿和諷刺丑陋。就人的生理本能來講，食物和性需求是根本，所以無論何時，黃段子都有它產生的民間基礎。

　　盡管多年前我國就有地方嘗試將“黃段子”列入性騷擾一類，欲控制和進行懲戒，但見效微乎其微。為啥“黃段子”這么有市場呢？“黃段子”流行的社會土壤是什么？喜歡“黃段子”又反映了人類怎樣的心態？

　　一是性心理宣泄。雖然封建時代早已過去，但長期的封建時代所遺留下來的談性色變，對性心理的壓抑與否定，會使人們有性解放的渴望，潛意識里有對性自由的追求，尤其是一些年輕人，傳播著從手機短信上、書報上、群眾的笑談中得到的黃段子，互相傳播也是對性心理的一種宣泄。

　　二是情緒放松的快樂。現實工作與生活，節奏快，信息強，人們承受來自工作與生活和人際關系諸多方面的心理壓力，也會自然地尋找各種方式來宣泄緊張情緒，比如說看看小品節目，聽聽相聲，大家聚在一起說說黃段子，哈哈一笑，也起到心理放松的作用。

　　三是交友的需要。大家在一起相聚時，在飯桌上，一些人說些黃段子，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相互促進友情與和諧。如朋友長久不相見了，發一個黃段子，也促進了朋友彼此之間的溝通與交流。

　　黃段子是趣味腐敗的酵菌，讓人們在享受一種“變態自由”的氛圍中，在一種人格扭曲中誤以為張揚了個性。 (作者為中央社會主義學院馬克思主義理論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紅段子勃興的四個“謹防”

　　作者：茍世祥

　　紅段子現象的積極作用不言而喻，筆者以為，有必要在以下四個方面強化認識，以使其真正發揮實際效應。

　　謹防過度推崇“技術至上”

　　段子之所以能夠在特定時期內廣為傳誦，深入人心，根本上在于其擁有深厚的群眾基礎，而這種基礎的建立則源于對社會思潮的精確把握。比如民謠“殺牛羊，備酒漿，開了城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雖寥寥數字，亦乏文采，卻契合了當時老百姓憎惡苛捐雜稅、向往美好生活的普遍心理，成為流行一時的段子。

　　這提醒我們，引領或占領輿論并不能僅靠媒介技術的支撐或者傳播數量的擴充，傳播內容本身是否對受眾具有吸引力和共鳴感至關重要。紅段子的開啟和推動是來自公共權力部門的政府和來自通信權力部門的移動公司等，這樣一種自上而下通過技術上的絕對優勢地位展開和形成的文化現象，有著較為明顯的外力作用痕跡。

　　因此，紅段子能否最終真正內化為公眾的一種紅色文化精神，需要打一個問號。必須意識到，手機、電腦、網絡只是紅段子流行的外在載體，真正使紅段子“一傳十，十傳百”并深入人心的，是段子本身承載的沉沉民意。單純依靠先進的通信傳播技術掀起紅段子高潮的想法和做法不可取。

　　謹防紅段子唱高調，“假大空”

　　目前來看，一些紅段子在歌頌幸福美好生活的同時，卻忽視了對民生等現實問題的關注，高房價、收入差距、群體事件、事故災難等信息被刻意回避；而紅段子所提倡的各種社會公德和個人美德，缺少與具體事例的結合，往往有“假大空”之嫌，難以引發持久性關注。紅段子如果不能契合時下的社會思潮和群眾的真實心理訴求，就不可能真正扮演好疏通民意、宣泄民憤、引領民風的重要角色，其實際意義和作用將有所折扣。而在社會弱勢群體中，許多人因生計問題奔波，“紅段子”更應關注他們的精神與生活狀態，為他們點燃生活的希望之光。

　　謹防紅段子脫離弱勢群體，成為部分人的文字游戲和時尚體驗

　　不管是廣東還是重慶，紅段子興盛一般是由當地最高行政部門發起，并依靠公權力與通信部門的合作層層擴展，而底層民眾、農村群體的參與度還沒有被完全“開發”出來。長此以往，紅段子難免成為“一部分人的游戲”。一旦缺乏普通群眾的支持，這種由權力托起的文字游戲將很難長期持續下去。

　　近年來的諸多事件無不昭示積怨情緒正在弱勢群體中蔓延，最近連續發生的校園襲童案也顯露出部分弱勢群眾精神匱乏和極端心理現狀。應該說，他們才是最需要精神幫助和鼓舞的群體，同時也是辨別力脆弱、容易受網絡文化侵蝕的群體。如何充分發揮普通群眾參與紅段子創作的積極性，應成為政府部門認真對待的現實問題。

　　謹防紅段子現象導致整個社會的“一刀切”、“一言堂”

　　有觀點認為，憑借行政命令和群體意志，紅段子現象可能膨脹為一場文化運動。這應當不是危言聳聽。當紅段子藉由權力上升為主流文化形態的一種，也就意味著“積極、向上、健康、美好”成為社會文化和人們精神生活的主要標簽，而“揭露、批判、反思、重塑”這些看似帶有“負面”色彩的思維模式和人文精神很可能遭到“紅色大潮”席卷而被邊緣化。在當今崇尚多元化的時代，文化形態豐富多樣，思想意識自由生長，尤其是互聯網在全球范圍內的普及應用，使得開放、個性、多元成為現代文化的重要特征。盡管紅段子包括勵志短句、哲理箴言、警句良言、真情祝福、幽默小品等多種形式，但其基調一致，忽略了當代社會的多元化特征及多視角解讀社會輿情的方法，稍有不慎，可能造成整個社會的“一刀切”、“一言堂”。

　　因此，在推行紅段子的過程中，我們一方面要有合理的機制來促使更多的民眾“心甘情愿”地加入到紅段子創作與傳播隊伍中來，讓紅段子負載的精神養分真正被群眾吸收。另一方面，也要呵護網絡文化多樣性發展的特質，讓紅段子在“文化競技場”上脫穎而出，逐步成為大家喜聞樂見的網絡文化景觀。 (作者為重慶大學文學與新聞傳媒學院教授)

　　多色段子：消解權威的精神狂歡

　　作者：孫慧英

　　“黃段子”、“紅段子”、“灰段子”成為了社會文化大餐中的一大特色拼盤，五顏六色地“拼”出了當下形形色色的文化景觀。

　　段子本是一種戲謔式的“口頭文學”

　　這看上去有點后現代意味的“段子文化”實際上源遠流長，古已有之。段子本是一種戲謔式的“口頭文學”，其從政治上的諷喻規諫到民間的調侃戲謔，無不體現著人們在語言上的睿智和語言再造表述能力，東方朔、紀曉嵐都曾是“段子”的生產者，相聲演員和說書藝人亦是民間段子的創造與傳播者；有些段子經過人們口口相傳，不斷加工，遂成“經典”， 有些諸如《笑林廣記》者，如果剔除某些不健康因素，的確頗富智慧的光芒。

　　手機段子的傳播屬于人際傳播范疇，但其影響和所產生的效果卻不亞于以往任何大眾傳播的形式，正因其對人們的精神生活影響之大，成為一種社會意識形態，這種本屬于人際交往之私人領域的東西，引起了社會治理層的高度關注，尤其是對于帶著腥味的“黃段子”的圍剿，對于“紅段子”的推廣，頗有“懲惡揚善”的味道。這些行為，無論是出于政府對凈化社會風氣的目的，還是出于電信運營商的盈利目的，都反映出其消費之廣、影響之大，手機段子已經成為大眾文化的一個焦點問題。人們可以從不同的視角來看待這一問題，這里我們一起來窺探一下不同顏色的段子所折射出來的文化景觀。

　　段子創作源于生活，生活的多彩也將段子調成了不同顏色

　　小小短信，將無線網絡隨時、隨地、互動、快捷的特征演繹得淋漓盡致，短短數年就魔術般地改變著世界，改變著我們的生活，改變著這個時代的文化。既然是一種文化，它必然也會承載著文化的傳承功能，同時這種文化也必然是多元的。黃段子代表著民間俗文化、市井文化的狂歡，紅段子代表著主流文化試圖占領新的話語空間，灰段子代表著憤青文化的回歸……

　　對于“紅色”，中國人最熟悉不過了，代表著正統大氣、崇高、積極，而手機“紅段子”雖源自電信運營商，但活躍則源于高層領導的號召，可謂是“根正苗紅”。我們的媒體和文學藝術形式向來都在某種程度上發揮著宣傳思想、教育民眾的功能，民歌、戲劇、小說、影視都作為宣傳的一種工具，而網絡和手機由于其與生俱來的草根性，在宣傳方面滯后于傳統媒體，短信這種新的文學形式也一直未承擔起這樣的義務，因此，“國家話語”在“占領新的輿論陣地”方面，手機紅段子成為一架“戰斗機”。堅持下去，不知是否可以起到像儒家經典那樣的教化作用？當然，作用的大小還要看轉發的頻率是否夠快，傳播范圍是否夠廣，要知道，真正的“紅”并不是靠行政手段，而是要靠高質量的產品(吸引人閱讀的段子，拋棄傳統呆板的陳詞濫調)和有效的消費(人們愿意閱讀并轉發)，這些應由市場來決定。

　　特別說說“黃段子”

　　人們最熟悉的段子莫過于“黃段子”，也是被管理部門、專家學者、普通民眾關注最多的段子，關注它的群體中應該也包括電信運營商。不知從何時起，“黃色”這個曾代表著中國皇權貴族的顏色演化成了低級趣味、色情的代表，今天的中國人已經習慣了談“黃”色變，就連西方未涉及半點性事的“黃色新聞”傳到中國也變了味兒。有些人認為黃段子“體現了中國社會失范狀態下價值的深刻解構”，是“人們消解主流文化之壓抑和解構宏大價值的一種方式”，它以輕松戲謔的方式消解了性的神秘。

　　一方面，性在今天已經不再是什么需要特別避諱、遮遮掩掩的東西了；另一方面，當今的中國處于一種信仰危機的時期，工作和生活上的壓力僅僅靠電視娛樂節目是無法排解的，而手機黃段子這種發泄方式至少可以在表面上緩解壓力；另外，在社會流動性不斷加劇的今天，血緣和地緣關系已經逐漸淡化，同時人們在變動中又要不斷擴大更新和維持自己的社會資本，加強“強關系”，維系“弱關系”，利用碎片時間，忙中偷閑，發個黃段子，也可以算作是一種交往方式，其初衷并非淫亂，閱者大多付諸一笑，因此而犯罪的應該只有個別失去理性的人或理性尚未發育成熟的青少年。

　　娛樂但不能被“愚樂”，快感但不令人反感

　　段子屬于大眾文化，而正是大眾文化，實際地改變著中國當代的意識形態，在建立公共文化空間和文化場域上，在社會生活的民主化進程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手機段子，作為一種躍動在人們指尖的亞文化，成為移動傳播時代的大眾精神消費的狂歡，在社會轉型期的中國，消解權威，顛覆傳統，將生活的方方面面，以可笑有趣、荒誕戲謔的方式呈現出來，就像菜肴里的調味品一樣，有甜也有苦；手機讓人們找了前所未有的隨身的公共話語空間，段子則呈現著人們豐富的感情與智慧，反映著社會生活、思維方式的變遷。手機與段子的聯姻無疑成為當代中國大眾文化的一道風景，它闡釋著當下文化景觀。

　　手機段子是具有人文價值的商品，它也必須包括大眾的利益，而要做到大眾利益，則需要糾正段子文化中的一些偏差：娛樂但不能被“愚樂”，快感但不令人反感，草根但不等于庸俗，搞笑但不是無限度地惡搞。任何事物的發展都需在一個度的范圍內才能保證其健康性，只要把握好內容的度，傳播的度，手機段子當會在文化利益和經濟利益間找到平衡點，實現雙贏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