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模式的這種權威體制，是從“只有國家沒有社會”的全能體制中演變過來的，這種體制在改革開放以前，就先天不足地缺乏體制內對官僚的監督，而在改革以后，公民社會仍然極度缺乏。體制內外均缺乏對權力的制衡與約束。

這種體制的弱勢在于社會對國家的制衡能力弱化，官僚體制自利行為難以通過社會制約來糾正，社會反彈往往被解釋為不穩定因素，國家有足夠的強勢通過抑制社會自主性來持續結構的平衡，在一定條件下，有可能陷入一種路徑鎖定狀態。

最近《中國青年報》報道了這樣一件事，山西省大同市公安局礦區分局局長高建勛，在其擔任大同市公安局經偵支隊支隊長職務期間，曾向民營企業家張志斌索賄200萬元未果后將其逮捕，并對他說，“你總歸還是得見我吧，拿200萬那么難啊”。高稱其在檢察院有人，至少能判他個無期。于是炮制一起令張志斌被羈押900多天的錯案。這位企業家的2000多萬元資產也被非法賤賣。高建勛卻因此而獲得全國“五一”勞動獎章。此事由于山西省大同市部分官員因5年前瞞報礦難近日紛紛落馬，而被曝光。這樣的事決非個別，我們應該看到我們體制的缺陷。

這是一種“極強國家-極弱社會”型的結構。因此，如果正常的“高頻、低強度”減震機制無法形成，任其發展下去，總會出現一種在社會沖突論上所稱的“低頻度高強度”社會沖突與政治參與爆炸。

其次，由于公民社會缺乏，原先由社會承接的社會功能，如教育與文化，均由強勢國家包下來，國家官僚具有天然的行政化、功利化傾向性，這就使中國的教育、文化等社會精神文明建設方面受制于行政化官僚約束，社會利益多元化不能通過公民社會來調節，群體性事件層出不窮。行政官僚的“保姆”對文化教育的強控制，也勢必對這個民族社會原生態的文化創造力產生消極影響。這種不正常正說明我們體制的嚴重缺陷。我們的問題太多了，現在還遠沒有到達需要我們的文人無原則地歌功頌德的時代。

第三是“國富民窮”的陷阱。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參與，抑制了勞動收入的提高，例如，政府通過壟斷土地資源，通過賣地就可以輕易獲得巨額收入，并轉化為天文數字般的高房價，這實際上是不自覺地對老百姓的變相“剝奪”，而百姓只能望房興嘆，無能為力。這種“國富民窮”局面如果不改變，連拉動消費都很困難，更不用說全民幸福時代來臨了。因此，只有在制度上建立一種有效防止國有壟斷的機制以及防止腐敗的機制，健全法制，在非政治領域發展公民社會的自由，發展民間社會的自主性，才能有效防范地方政治中出現“類蘇丹式”現象的泛濫，這一點是中國面臨的最嚴重挑戰。

為什么現在國內知識界中會出現這樣一種“新國家主義”思潮?我們要從文化心理上來分析，應該注意到，30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與社會繁榮，中國人出現了一種民族自豪感，一種要求擺脫百年來以批判傳統為基調的價值追求，要求對自己的民族予以重新定位，人們開始重新思考中國傳統的積極遺產的意義，不能再被民族自卑感壓抑，許多學者的學術旨趣就在從傳統歷史中尋找精神支柱的新基礎。他們要重新發現科舉的積極意義，他們對專制官僚制、對中國文化、對宗教的寬容等等均予以了強調，其心態就在于此。

要特別警惕中國人國民性中的一些消極因素回潮，國人自近代以來就表現出來的強烈虛驕心態，到了稍有發展就又會在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中死灰復燃，就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所謂的虛驕心理，就是在沒有真正的實力與國力的情況下，通過心理上的自居作用，來達到心理上的自我平衡與心理自我防御。甲午戰爭前后的清流黨，就是如此。中國人特有的虛驕心理之所以在改革30年來在某些所謂精英中再次發作，與中國大陸文化的自我中心心理積淀有關，與近代屈辱感長期受到壓抑的情況下，在稍有緩解就急于宣泄的不自覺心態有關。更重要的是，中國人缺乏精神支柱，不得不把國家作為類宗教的精神支撐點有關。

在當今中國，對于近代以前的中國歷史，存在著兩種明顯不同的價值趨向，一種是沿著上世紀80年代啟蒙思潮而延續下來的價值趨向，批判專制主義與專制傳統文化，上接“五四”以來的反傳統，呼喚啟蒙與自由民主，對國家對社會的控制抱有強烈的警覺意識，這不但與五四以來現代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有關，也與當下中國現實政治中仍然存在著大量的家長制專制現象的反思有關，更有一種道德批判的使命感。

另一方面，意識形態史學的消極后果還沒有得到清算與反省，歷史浪漫主義卻又由于其所具有的對國人精神真空的填補功能而進一步崛起。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正處于雙重價值關懷交叉的時期，生活在一個雙重價值重疊文化氣氛之中，社會上的自由派與新左派，文化保守主義、民族主義思潮各自所表述的價值關懷也同樣體現在我們近年來的學術討論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