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對幸福的理解不妨從情緒入手，積極的情緒帶來積極的心理感覺，消極的情緒會帶來消極的心理感覺。

達爾文敏銳地指出，同情心是我們最強有力的一種本能，對人類的進化非常重要。為什么?從科學上來說，同情心不但聯系了大腦的舊皮層和關愛他人行為這兩者，還從基因上塑造了神經系統中的后葉催產素受體。

在現實層面，人類的后代比地球上其他哺乳動物要脆弱，很多動物的后代一生下來生存能力就非常強，比如，可以很快坐起來吃東西，而人類的后代要花幾年時間才能做這些事情。同情心不只是進化的產物，也會給我們帶來快樂，我們通過付出而不是索取感到快樂。

我發現，社會不平等會削弱人們的同情心，因此我們在討論同情心的時候，必須充分考慮周邊的社會環境和情景。

樂于助人、關心和無私通常被認為與進化論背道而馳。在殘酷的、充滿競爭的社會里，“物競天擇說”往往被解釋為“適者生存”。然而，與我們的日常生活經歷大相徑庭，生活中的我們不但非常關愛他人，甚至愿意為他人犧牲。

我認為，同情心已經進化為一種具備促進合作、保護弱者等基礎功能的情緒。分析這種進化性的中心點在于，作為一種適應機制的同情心應該是人類的普遍特質之一。

在中國社會中，互惠非常重要，我們可以為其他人做一些好事，但在另外一個特定的時間，我們自己也會受益。這種連帶受益的文化也是一種價值觀，進一步影響同情心。而這種同情心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生存。

我要強調的關于進化論的問題是，同情心不應該應用于所有人，不管是出于什么樣的原因。這也說明它是有局限性的。比如你需要錢的話，很多時候，我不可能把所有的錢都給你。

有調查結果顯示，公民的幸福感水平在國家間的差異很大。雖然很多社會變量，諸如收入、公平、安全等因素通常可以用來解釋這些差異，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對幸福所抱持的不同信念也作用明顯。

例如，研究發現，幸福感水平和每種文化背景下“快樂的人”受歡迎程度密切相關。又如，文化會影響人們對“幸福是零和博弈游戲”這種觀點的認同，也會影響人們對幸福的外在、明顯的和內在的、隱秘的兩個對立面的偏重。

如果你所身處的文化認為，幸福是一種有限的供應，那么人們會覺得幸福供應是有限制的，是零和的游戲。如果你所處的文化相信幸福不是好東西的話，你就不太可能在眾人面前表現成一個快樂(快樂與幸福在英語里是同一個單詞)的人。眾所皆知，一個快樂的秘密就是你能夠把你的快樂表達出來，渲染在周圍，你就會變得更快樂。

西方文化強調的是個人的成功，遇到困難，逢山開路，換句話說就是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不高興吧。中國人要實現自己目標的時候，可能會有別的人覺得不高興，但其模式是自己高興，別人也要高興。當你讓第一個不高興的人高興起來以后，很清楚你的目標還在前面，還會有第二個、第三個人不高興，那怎么辦，都要盡可能地照顧他們的情緒。從中我們看到的是，用文化維度概念來說，西方追求成功的方式很男性化，而中國很女性化。

中國文化講究性善，同時人也有自私的行為，中國人講究自律，對這種行為進行制約。中國遇到問題的時候首先是調解，沒辦法的時候才是上法庭。中國人還會說，即便我贏了，但是輸了的人一定會想辦法收拾我的，所以最好是不要上法庭。在香港，很多企業家遇到糾紛的時候，肯定要嘗試多次調解，訴訟是迫不得已的手段。但是西方的企業家遇到問題直接上法庭。

我對幸福的理解很簡單，幸福是養成一個積極心理的習慣，是你對自己心態的不斷修煉。有的人有的時候做事情追求盡善盡美，總是看自己不開心的方面，多過自己開心的方面。日積月累最后得出一個結論，活著沒勁。所以我們要養成一個積極的心態

我在香港開設積極心理學的課，給大家布置作業，讓大家每天睡覺之前想想今天開心的三件事情。如果一天舉三個，一個學期下來，你會看到你的開心遠遠大于你的不開心，最后讓你看到你活的意義。我們如果每天都能夠選擇一點開心的事情，而忽略一些不開心的事情，一年就差別很大，十年、二十年下來就會覺得非常幸福。

中國現在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已經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進一步深化改革需要新的理念。我的主張是幸福最大化，要建立一個幸福的中國。把幸福放在第一位，現在眾人關注的民生問題、公共服務問題、貧富差距問題就有望迎刃而解。幸福中國不但要求改變評價目標，還要改變評價的主體，不能只讓政府評價政府，也要讓老百姓自己來評價。同時，幸福最大化的目標的落實依賴于社會行為的改變，我們不妨從創造一個幸福的社區、幸福的家庭、幸福的企業開始，逐步改變我們的整個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