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斯德哥爾摩效應究竟緣何而來呢?

讓我們將時間回溯到上世紀七十年代。1973年，8月23日，兩名有前科的罪犯在意圖搶劫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市內最大的一家銀行失敗后，挾持了四位銀行職員。警方與之僵持長達130個小時之久后，因歹徒放棄才得以打破僵局。然而事發后幾個月，四名遭受挾持的銀行職員，仍然對綁架他們的人顯露出憐憫之情。他們對警方采取敵對態度，并拒絕在法庭指控這些綁匪，甚至還為他們籌措法律辯護的資金。他們都表示并不痛恨歹徒，因為歹徒非但沒有傷害他們反而還照顧他們，這讓他們感激不已。更甚者，人質中一名女職員竟然還愛上了其中一劫匪，并與他在服刑期間訂婚。

這件事引起了心理學家的關注，他們想要了解在斯德哥爾摩銀行劫案中，劫持者與人質之間的這份感情結合，到底是一宗特例，還是一種普遍的心理反應。后來研究發現，這種現象相當普遍，見諸于各種不同的經驗中——從集中營的囚犯、戰俘、受虐婦女與亂倫的受害者，等等。

當然，斯德哥爾摩效應的發生是需要一定條件的。以人質為例，如果符合下列條件，就有可能遭受斯德哥爾摩綜合癥。

1、人質切實感受到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脅，并堅信劫持者掌握著生殺大權，而自己命懸一線，隨時都可能斃命。

2、劫持者定會給人質施以小恩小惠，如在他們生命垂危時，給他們一些水喝等等。這是最關鍵的條件。

3、嚴控人質的思想，并阻斷一切不利劫持者自身的信息。通常情況是讓人質在很長一段時間與外界隔離，只與劫持者在一起。

4、人質感到無路可逃般的絕望。

人性能承受的恐懼有一條脆弱的底線。當人質遇上了一個兇狂的匪徒，隨時要取他的命時，人質會漸漸把生命權托付給這個兇徒。時間一長，不論是吃一口飯、喝一口水，甚至每一呼吸，人質都會覺得是匪徒對他的寬忍和慈悲。這時，他們便對綁架自己的暴徒在感情上開始發生變化，由最初的恐懼，逐漸圍為發自內心的感激，進而變為一種崇拜，最后人質也下意識地以為兇徒的安全，就是自己的安全。

歷史上還有諸多類似的經典案例，比如，1974年，美國報業大王赫斯的千金被美國的“新人民軍”綁架，最后自己也穿上了軍裝，參加搶劫銀行，感謝恐怖分子。

目前，斯德哥爾摩效應在刑偵領域被廣泛關注。在人質危機的談判中，該效應起著正反兩方面的作用。道德其負面效果表現為：基于人質對劫持者的同情，人質很可能做出一些對抗警方的行為，如向警方提供假情報、阻止警方發動攻堅行為、被救后又主動返回重新淪為人質等。其次，正面效果則表現為：劫持者與人質之間產生了特殊情感，因此不會輕易傷害人質，人質的生命安全暫得以保全。

在談判中，談判專家有時會基于斯德哥爾摩效應的正面作用，通過一些技巧來促使該效應的形成，從而有效打擊犯罪，保障人質安全。

常用措施有：

一、要求劫持者提供人質的名單。這樣做可以迫使匪徒從人質的姓名開始與之溝通，讓其意識到，他們所劫持的對象和他們自身一樣，都是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個體，而非任由他們擺布的物件，有利于喚起歹徒對人質生命的尊重。

二、要求劫持者釋放受傷的或有病的人質。在匪徒對自己生命徹底絕望之前，他多少都會有一絲憐憫之心的。充分利用這一點，誘發劫持者的人性善良面，因勢利導，救出人質。

三、極少使用“人質”這種措辭，盡量稱呼已知道的一些名字，讓匪徒意識不到自己與人質之間是劫持與被劫持的關系，相反可能使他們在潛意識里覺得人質不過是自己身邊的一些朋友，這樣有助于增進劫持者與人質之間的和善關系，從而使人質的安全得到保證。

四、盡量拖延時間，隨著時間的流逝，劫扭虧為盈者與人質有更多的機會相互影響，有助于斯德哥爾摩效應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