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19歲的高三學生馬文聰，因駕駛奔馳(GL450)車刮蹭路邊店鋪的廣告牌，與店鋪主人發生爭執，繼而砸破店鋪主人18個月大的孩子的頭部，又在強行駛離時碾壓一市民至重傷……在此之前，一切還似乎只是一個普通的民事糾紛和刑事案件。但是，在出現場的警車和坐在警車中的肇事者被市民圍困了五六個小時后，在千人圍觀的現場，一句肇事者曾聲稱“我爸是市長”的傳言在人群中擴散開來。這句話的后果，就是這臺價值140多萬元的奔馳車瞬間被不眠的圍觀市民憤而砸毀。

砸毀奔馳車的溫州市民，看似行為兇悍，實則心理脆弱。因為他們好像已經承受不了“我爸是市長” 這樣一個最簡單的陳述語句。一句“我爸是市長”，似乎成了市民砸車的口令。在公眾聚集的“廣場”，只是隨機聚集起來的一群人，竟有這樣共同的社會認知標準，竟有這樣一致而乖戾的社會行為，這對任何社會來說，都非好的兆相。

為什么人們在沒有經過任何核實的情況下，就寧愿相信開奔馳車的年輕人是“市長”的兒子?人們又憑什么認定砸破孩子頭、碾壓市民身、而后微笑以對毫不在意，就一定是“市長”兒子的行為模式?難道隨機聚集起來的人們已經“不隨機”地認定“市長”的兒子就肯定開奔馳車，就一定行為囂張?難道奔馳車是“市長”兒子的標簽?為什么人們認定“市長”兒子的車就可以砸、就應該砸?

如此這般的社會心理，在折射了部分社會現實的同時，又不斷地為一些“偶發”的社會現象所深化。在沒有或缺少“反證”的情況下，這樣的社會心理逐漸形成了“映射—反應”模式，寶馬、奔馳、瑪莎拉蒂是映射物，“市長的兒子”就是對“映射物”的最直接反應。

社會心理來自社會，又非完全等同于社會。其實，這種社會心理，未必就是“我爸是李剛”的產物。“我爸是李剛”，不過是人們日常社會觀察和生活體驗的一個高度凝練的概括和象征而已。遺憾倒是，“我爸是……”的簡單陳述句，在極大地刺激了社會成員的心理之后，好像并沒有觸動這個句子所陳述到的“爸爸”和“兒子”。于是，人們就得以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開著豪車的兒子們，屢屢在“犯事”之后，牽扯出他們的爸爸們。這些爸爸們，甚至在“我爸是李剛”所引發的洶涌社會輿潮后，都懶得對他們的兒子多叮上一句囑咐……

這說明，這些兒子的爸爸們，已經基本上喪失了對社會的觀察能力，基本上隔膜于上述社會心理以外，基本上不知道普通社會成員的認知和思想，基本上、甚至完全體會不到普通公眾的情感和心理。而這才是比上述社會心理更可怕的現實。

日常生活中，人們觸目可見豪車違章李天一、蘇楠的寶馬和奧迪累計違章數十次就是證明，但是不見豪車“被執法”，“法不上豪車”已是人們見慣不驚的社會現實。小攤小販違規擺攤，往往引來城管強悍的執法，但是，豪車車主即使如馬文聰般違法，卻只能看見執法者對違法者“溫柔”以待……所有這些，都在加力扭曲著已經扭曲了的社會心理。

這里，絕對不是鼓勵執法者對違章者即使真的是“市長的兒子”強悍以對。人們都清楚，執法者也不過是普通公眾之一部分。因此，他們當然也知道豪車的“符號”意味著什么，他們在以他們的方式，固化著普通社會成員的“映射—反應”模式。